Thursday, October 28, 2010

内在的修炼能够改变世界

    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局之中?
  从个人的感受说起,收入越来越追不上日益高涨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要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夫妻俩必须同时勤奋工作,也要战战兢兢避免自己在没供完房贷之前失业,尤其是年过四十的中年人。如果家中尚有在求学中的孩子和年纪老迈的父母,财务和精神上的负担更加沉重,一方面担心孩子是否跟得上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操心父母的看护与医疗费用。
  一翻开报纸或扭开电视,天灾一幕幕,人祸一箩箩,仿佛世界末日真的就要来临。很多社会现象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例如为什么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欧美国家在衰退的时刻,亚洲的房价股市却风起云涌?不是说已经全球一体化了吗,怎么可能亚洲却房价股价热腾腾?和许多做零售的商贩谈他们的生意如何,大家都摇头苦笑租金高涨,逛街的人多,消费的人少。
  日子越来越不容易过,这是我们对生活共同的感受。但有谁不想充满信心创造自己的命运,拥有事业有成,体魄健康,社交温暖,财务自由,心智成长的美好人生?在全球化的今日,个人的际遇和全球化的经济结构息息相关,必须把视野张开,才知道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世界经济可以分成四大板块,大家的命运紧密捆绑在一起——消费国(如欧美)、资源国(如印尼、澳洲、巴西、俄罗斯)、制造国(如中国、印度)、整合国(如新加坡),如图所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火车头的消费国家如美国,以奢侈浪费、放心花未来钱的生活模式让全球经济蓬勃发展。这个不断膨胀的生产——消费的风暴所到之处,自然与人力资源都遭到剥削,导致生态与贫富两极化的危机日益恶化。金融危机使得这一消费风暴慢下速度,盲目的信心骤然间变成恐慌,大家都害怕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或担心处于半死不活的全球经济要持续多久才能重见天日。所谓病急乱投医,多国政府的解救之道离不开大印钞票,松动银根来刺激消费,然而在实体经济还没救起之前,已经让亚洲多个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股市和房产大冒虚火,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高涨的生活费令人吃不消。
动荡的时局严重冲击我们过去信奉的价值观念。首先是高学历好工作好生活的神话已经破灭了;其次是中产阶级透过工作、储蓄创富的方式越来越追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避免不了遭受挤压的困境。在这失序的年代,没有人能躲过排山倒海而来的挑战。思维上如果一味把责任推诿于人,向外寻求保障,做事只是依葫芦画瓢,怎么会有行动的勇气,又怎么可能实现美好生活的憧憬?
诚然,没有人拥有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个人也无法左右全球局势的变动,人唯一能够掌握,值得投资的地方,是为自己制定一个素质开发计划。
  首先,我们需要问的是自己必须具备哪些素质,才能在这个失序动荡的年代活得下去?

1、挨得住
没有一个领袖不是精力充沛,耐力十足的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创业前有七年时间,苦练超过10,000小时的时间编写程序,才奠定他日后脱颖而出的实力;国际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说中小企业仅有百分之一能存活超过十年以上,大多数都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以专业谋生的人士如医生,没有至少十年的苦读与晨昏颠倒的艰苦磨练,怎么会有足够本事赢得病人的信心?市井小民凭技艺或销售谋生,更是手停口停,如果没有充沛的精力,如何能够立足?
总而言之,“挨得住”是人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许多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包括日本、英国、美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不约而同地出现缺乏学习动力,缺乏工作动力的尼特族(中译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这些年轻一代,从小便拥有丰富的物质享受,过着过度受保护、过于安逸的日子,面对欲望时的反应是“马上就要被满足”,面对问题的反应离不开“一切都不是我的问题”、“我感觉不是问题”或“为什么要我解决问题”,形成意志力萎缩的一族,不敢接受挑战,不敢许下任何承诺,结果虚度人生。


2、倒不了
        如果家中的小孩数学考试考获满分,家长在开心之余称赞孩子聪颖过人,对孩子将来是否能屡败屡战,永不放弃,并且力求自我超越,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这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罗尔(Carol Dweck穷三十年的研究结论。她指出,一个人如果相信天赋的聪明才干是成败的关键,将会视挫折为个人能力的否定,为了避免自尊受到伤害,将会非常抗拒变动带来的挑战,结果虚度光阴,许多生命能量都无法开发。
在美国密苏里州(Missouri)牧场放牧,智商超过爱因斯坦,高达150的克里斯多夫·兰根(Christopher Langan)的际遇,就是卡罗尔(Carol Dweck研究结论最好的见证。年青时候的兰根念了两所大学,第一次因为母亲没有在限期内呈交家庭收入证明,导致奖学金被中止,结果愤而退学,第二次则因为要求更换班级不被接纳,从此他一生与大学教育缘悭一面。过重的自尊和过于脆弱的自我令他无法接受挫败。
曾国藩说过“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可谓一针见血,许多才智过人之士都超越不了视成败为自我肯定或否定的标准。然而,经得起挫败,潜能才能得到开发。当代中国的伟大政治领袖邓小平要不是经历过三起三落的生命提炼,那来巨大的能量领导中国走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崛起之路?
真正倒不了的人生命具有强大的反弹力,不把成败与自尊画上等号关系,只问自己是否已经尽力,因此不会因为挫败而心情忧郁,最后甚至精神分裂。
由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维兰特(George Vaillant)主持的一项跨时七十年,追踪哈佛大学毕业生一生浮沉的研究报告便发现,在268名于19421945年毕业的毕业生当中,有三分之一到了五十岁左右,便患有精神病。报告描述了其中一位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医生,经历三次婚姻的失败,结果在53岁便自杀身亡。
为什么一般人在经历感情、婚姻、事业的挫折后无法再站起来?关键在于常人总是抗拒波折的发生,然后把心思放在要求现实来迁就自己的想法上,造成情绪波动难平,很多的埋怨与怪责,最后用情绪来干涉事实。这只会制造更多的冲突,自己觉得孤立委屈,心无法静下来,感觉压力无边,日子一久,心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应对变动的能力与自信心逐渐萎缩,行为便越来越逃避,心情抑郁,对未来产生许多莫名的恐惧,最后自己倒下。
倒不了的素质必须从小开发,体会成果与努力的关系,趁年轻的时候多点经历挫败,以及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超越”的体会,都有助于开发生命的反弹力。谁没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也在我们生命中带来局限。能够坦然面对自我的局限,不在虚假形象底下做人,才能走出局限,即使不幸倒下,也不会因为害怕挫败而从此深埋生命中蕴藏的能量。

如何才能活得精彩?
  活得下去只是一种基本的求生意志。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还要求活得更好,活得精彩。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年头觉得自己有积极发挥,自我主宰的空间,摆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慨叹,必须具备洞察先机,眼光深刻,不断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就是“动得快”、“学得深”和“定不了”的素质。

3、动得快
这是一个完全无法依赖过去的知识与经验来解决当下诸多问题的时代,包括恐怖主义、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经济大衰退等问题。
《黄帝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不要等到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才来临渴掘井,而是能够洞察先机,防患于未然,才是真正“动得快”的表现。
“动得快”不是掌握预测未来的方法,无论是专家的分析还是市场调研,常常都是计划跟不上变化。
孟加拉籍的尤诺斯(Muhammad Yunus)看到在赤贫线上挣扎的农村,摆脱贫穷的关键仅仅是必须有人愿意提供微额的信贷给以承担力强的妇女,结果开发了一个被银行家视为高风险,无利可图的庞大微信贷市场,并且因此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为什么只有尤诺斯看到,而眼光老到,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却忽视?因为他没有银行家受困于过去观念的包袱。
尤诺斯的例子透露,人无法动得快的关键在于我们时常被自身的感觉与观念封锁。我们总是活在过去,面对当下的经验,时常不加思索地在过去的记忆中进行自由联想,跟着随之生起的感觉迅速作出判断和反应,结果受限于过去的经历,每当事情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时,便产生很多的“不可能”和永无休止的唠叨,最后坐失良机,自怨自艾。

4、学得深
  叱咤新马两地的先驱人物胡文虎、胡文豹所开创的商业王国,从缅甸仰光的小药材铺“永安堂”开始,发展到东南亚、中国,并在新加坡上市,业务从报纸扩大到房产、保险、银行;胡文虎的养女胡仙更把报纸业务的版图从香港发展至涵盖全球四大洲——亚洲、美洲、欧洲、澳洲。然而,50年后胡家的新加坡业务易主,胡仙的报业王国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失去。
  胡文虎、文豹两兄弟误判新加坡政治局势的变迁在先,胡仙对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政治前景,以及对香港《苹果日报》的出现所引发的传媒市场转型的误判在后,是整个商业王国没落的两大关键。
  胡仙在97期间因投资房地产尝到甜头而集中力失焦,把大量资源投入海外房产,自己又深陷繁琐的日常运作之中。她的个案反映,位置越高的领袖,越受纷扰的事务缠绕,如果眼光短浅,重心陷入如何理好繁琐的事务之中,仅仅关注即时的实用性与成效性,最终将导致领袖对关键性的变迁掉以轻心,造成抉择失误,遗憾一生。
  所以领袖必须超越实用性的学习才算是“学得深”,眼光才深刻,才懂得抉择。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这句话指出,实用性的学问不但种类繁多,而且繁琐,尽是在操作层面上学习“怎么做”的知识;相反的,表面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人文涵养工夫,注重于学会把握事物背后的根据,不断追问事物的核心本质“是什么”的学问,才能培养领袖的眼光;而人生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如何抉择的问题,不是怎么做的问题。通过学得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匆匆忙忙的要求一个即刻有效的方法来模仿,结果陷于过去的惯性反应,一旦环境产生变化,就会与真实脱节,招徕失败。

5、定不了
  零八年的金融海啸之后,报章刊出一则今与昔对比的漫画,两行瞩目的标题写着:“以前的清洁工作,被视为没前途;现在的清洁工作,连博士都抢破头”;而《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曾2015年作出以下的预测:
  “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到了2015年,会有数以百万,甚至亿万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勤劳的人士,需要领取政府的救济,才能解决吃、住、医药的需要。”
这两则有关当今社会的描绘,和事实已相差不远。今年年初世界货币组织统计的全球失业人数已超过两亿,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和全球恶性的竞争,使得中产阶级遭到挤压,涌现大量中低阶层,那些无法与时俱进的人很快就被边缘化,陷入M型化社会结构中挣扎求存的弱势族群。要在这个汰弱留强的世界保留存在的空间,就要不断创造价值,具有“定不了”的特质。
要保持“定不了”,就要常常检视自己所抱住的观念是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相信凭借外在的力量,如高的学历、父母,甚至政府,就可以保障自己的将来。若要活出不断创造价值的人生,凡事先不要问自己得到什么,而是不断自我挑战,问自己为别人创造了什么,自己有所贡献吗,自己有没有创造出唯一独特的价值,才能在变动剧烈的时代中活得精彩。

创造需要什么?
  明代吕坤《呻吟语·修身》曰:“老不足叹,可叹者老而虚生;死不足悲,可悲者死而无闻”,表达了唯有创造,才能让人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古今中外之创造者,皆具有沛然莫之能御的热忱和海纳百川的领袖魅力,不甘于庸庸碌碌地接受一个公式化的人生,把握住有限的光阴,开创出自己独特的价值,他们都有“扎得深”和“聚得多”的素质。

6、扎得深
凭《哈利波特》一书,从穷困的单亲妈妈变成蜚声国际的英国作家罗琳(JK Rowling),当应邀在哈佛大学第357届毕业生典礼上分享她的成功旅程时,引用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名言:“内在的修炼将改变外面的世界”(What we achieve inwardly will change outer reality),而她所强调的就是她一生对创作那股矢志不移的热忱和追求。
  “扎得深”的要求是具备追求梦想的热忱。它让罗琳战胜贫穷与对失败的恐惧,朝自己的理想奋进。
苹果电脑创办人兼总裁乔布斯(Steven Jobs)经历被自己所创办的公司开除和面对癌症的死亡威胁;但他没有失去信心,坚持下去的力量来自他的事业,这是他自己真诚热爱的梦想。
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指出:“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说明有梦想的热忱能够让人排除干扰,专心一致,释放巨大的能量,最后摘取成功的果实;而时下的生活,选择太多,承诺太少,令专注变成一件知易行难之事,特别是有才干者,更是一心多用,任何机会都不放过,美其名是分散风险,实质则是心驰物外,终将一事难成。

7聚得多
  任何事业,始于一个梦想,成于人心归向,汇成力量,也败于人心涣散,导致鸟兽四散。所以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意思是赢得群众的心,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而要赢得别人的心,则必须为人创造别人向往的价值,别人所不喜欢的,则不要勉强。
  易中天《品三国》评当时逐鹿中原的四个人——袁绍、孙权、刘备、曹操,认为四人当中,唯曹操的政治资本最少,袁绍有个庞大的家族作后盾,孙权继承现成的基业,刘备有汉室后裔的血缘,唯独曹操除了才干与企图心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曹操懂得吸纳人才,连敌营中的人都设法吸引过来,据说曹操到去世为止,他的核心人才班子共逾百人。他替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人和的资本。
  一个人“聚得多”的能量有多大,第一关键在于是否自我关注的多,还是关注别人的多;其次是气度与宽容是否足够,能否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其三,天下无完人,才德兼备者少有,务实的做法不如学习懂得洞察人性,洞察人心,才能安置每个人于恰当的位置上。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情绪往往是破坏“聚得多”能量的祸首。压力令人绷紧神经,结果容易出情绪,而疏解情绪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科技虽然把人的距离缩短,同时也制造更多产生冲突的机会。另一种破坏来自人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尝试控制、要求另一方,如两性间的相处、领袖与追随者的相处等,时常都因此而劳燕分飞;只有当情感的关怀和彼此间互相的尊重皆平衡,才能形成真正的凝聚力。第三种破坏来自面子问题,领袖成功之后,常常因为听了太多好话、奉承的话而活在假象之中,当过失出现,面子使人不愿意坦承过失,承担责任,结果因小失大,失去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信任,导致人才的流失。

洒脱自在的归宿
  晚清中兴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帮助清朝平定内乱,拥兵30万,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在1864年(同治三年)面临人生一个重大的抉择。他的部属幕僚,见清廷有怀疑他功高震主,恐成后患的想法,竭力劝他自立为王,曾国藩深具盛极必衰的识见,知止知足,自削兵权,功成身退,挽回清廷的信任,也换得曾家后代的平安。
  对现实,曾国藩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曾题诗一首:“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指出美誉与毁谤永远都在成功左右,荣辱、祸福、升沉、得失,不会永远一成不变,能够放下对名利得失的执著,才能回归洒脱自在的生命。这种人生境界的表现,平时要靠“放得低”、“放得开”和“看得透”的素质来孕育。


8、放得低
领袖功成名就之后,容易产生傲慢与偏见,例如美国联储局前局长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位长达二十年。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发生之前,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已呼吁美国政府即时处理房价泡沫化的问题;然而,长年身居要职的他却死抱着自由主义的教条,相信市场的无形之手才是最好的导航,等到风暴发生了之后,才承认自己的想法错误。
为了防止领袖身居要职过久,被一群想法和自己一样的人所围绕住,结果产生盲点,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企业、乃至国家的衰败,领导欧洲的顶尖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弗兰克·布朗(Frank Brown)便主张,企业的执行总裁任期不应该超过五年,并举在2008年金融风暴中倒闭的雷曼兄弟、美国通用汽车为证,这两家企业的总裁任期可以长逾二十年。
问题在于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之后,人很容易陷于习惯、习气的反应之中,产生“自己吃的盐比别人吃的米多”的心态,头脑变得陈旧,失去热忱,变得自满,甚至傲慢,造成与真实脱节,最后很可能作出一些愚昧无知的行为来。
“放得低”就是让自己保持开放的胸怀全身心地吸收周边讯息的心态,避免因为自认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与成就,而在听取意见的时候,把所听到的,和自己过去的观念进行比较,并且根据自己的观点作结论,然后举证反驳,造成思想的闭塞与老化。
要节制傲慢与偏见的出现,身边最好有敢于直言的朋友;重新学习如孩童般用心去领会而非过滤别人的话;懂得质疑自己的观点,从而察觉自己陈旧头脑的运作;并且专注于个人的强项,不要求自己样样都最好最行;与其凡事要求别人,不如让自己平时养成服务别人的习惯,放下形象,融入别人的世界。

9、放得开
         岁月是一个“+”与“-”互相更叠的旅程,从无到有,从有到无。
道理上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当我们碰上了,一辈子都活得很苦涩,很多的“早知道”,很多的“不应该”,结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让自己活在过去,活在忧郁之中。
为什么无法放开,因为习惯于用绩效来肯定自我,因此无法接受挫折造成的自我伤痛;也太在乎别人的认同,在过重的自尊背后隐藏着一个脆弱的自我。结果我们尽量让自己成为千手观音,让自己变得重要,吊诡的是,当自己越是觉得自己重要的时候,就越放不开,下场是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而在需要拿出勇气真诚面对的时候,就过不了关而逃避责任。
放得开才能解开压力的罗网,当断则断,勇于面对。这就需要平时多体会当下的用心,体会人生的过程,并且生活内容具有多元而均衡的重心。伊索寓言里有个相关的故事:有个农夫临终的时候告诉三个儿子,说果园里埋藏一个宝藏,只要努力挖掘就找到。农夫死后三个孩子辛勤地挖掘,整个果园的土地几乎全被翻开来了,依然找不到宝藏的踪影。然而,意外的是,因为果园的土地翻松了,园里的葡萄长得非常肥大饱满,连连丰收。如果只看重成果,这三个儿子将会活得沮丧放不开,只要一念翻转,注重过程中自己当下的用心,就能怡然自得。

10、看得透
         有个哲理故事描述有位秀才进京赶考,考试前两天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还梦到自己在下雨天戴了斗笠还打伞。秀才第二天就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酒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酒店老板非常奇怪,问:“不是明天才考试吗,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秀才一五一十和老板说了一番,酒店老板笑着回答:“我也会解梦的。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想,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秀才一听,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探花
  现实的生活就如故事一般,对同一件事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与其寻找高明之士指点,不如问自己是否看得透,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分享过一则有关他和夫人如何抉择是否入住总理官邸的故事。当照料他的侍从跑了5、60码,把孩子踢的球捡回来的时候,他向夫人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果在这里住上5年,孩子长大时将相信生活必然是这样的。”两人因此决定不住官邸。通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画面,李资政把住不住官邸的抉择和一个深远的问题——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一个能看穿枝节,把握关键的思考能力。
“看得透”对生活忙碌的人并不容易。超快节奏的生活,人人都要有三头六臂的能力才能应付纷至沓来的任务与要求。“我已不胜负荷了,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呆,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是过度劳累者经常有的感觉,大家都得了精神涣散症,精神难集中,极度缺乏耐性,人际关系充满火药味,面对问题的时候,常以焦虑取代判断力,钻进牛角尖里头,结果烦恼是剪不断理还乱。
要在一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具备“看得透”的素质,首先要学习保持身心从容的状态,才不会那么容易受感觉影响,从而能够发现到微妙的关键,对事物有整体性的察觉;其次要学习把握住问题的本质与分清层次,不钻牛角尖,不受现实利害左右而变得患得患失,迟疑不决,无法发挥应有的判断力。

素质才是力量
生活在时下一个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人间秩序都已失序的年代,过去的知识和经验都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变动,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拥抱一个重视内在修炼,不断放下包袱、不断解开盲点、不断释放能量的生活模式,成为一个自主自强,能凭自己力量思考和有勇气行动的人,将是自己拥有优质人生最大的力量。
在原始的社会,暴力就是力量;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的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时至今日,我相信素质才是力量,内在的修炼能够改变世界!
(本文专为“全美世界”305“全美人生”第一届高级课程学员而作)

Monday, August 23, 2010

重挑大梁,重现光芒—中华文教的挑战与机遇

一、中华文教的现状

  自从李总理于五月中旬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政府不会削减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之后,曾经一度引发热烈讨论,把新加坡人分裂成两大立场鲜明而对立的母语教育课题,似乎已从公共舆论淡出,一切尘埃落定,问题已经圆满解决。
  就此课题,我曾著文提出母语政策的转向应该建构在正面理念的主张上而非为了反对现实的某种做法,我也不苟同民间各方通过群众力量、舆论空间的霸占来争取胜利,这样只是一场零和游戏,等输的一方聚合到更加强大的支持力量之后,必然会卷土重来,最后付代价的将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
  这次的撞击之所以如此强烈,因为它触及多元社会最核心的价值——族群身份与其源头的文化可能进一步断裂的危机。
  任何事业,必须有个共同的理念,配合有力的推动,支持者的土壤和资源的援助,才有成功的机会。
  然而,就现状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已经存在着华族与其源头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的断裂事实,才会出现越来越多人要求自己的选择被尊重,构成在思想层面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分化现象;而扮演推动文教事业的华社,处于人才青黄不接,观念贫乏的状态已历时颇久。
  作为支撑中文的土壤——华校生,已在消失中。时下的特选学校和其他学校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异族通婚的现象,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已取代旧的社会景观;过去曾经在财力上不遗余力支持中华文教的大量华商,除了在数量上锐减之外,眼光也转移至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
  概括而言,这四大要素构成一幅环环相扣、万木萧杀的中华文教生态结构,如图所示。



二、语言文化不应由政府领航


  新加坡的公民社会向来都很被动,对于任何社会问题,存在于民间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是呼吁政府扮演领导的角色,因此这次的争议一旦由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出面,大家都认为事情已获得圆满解决。然而,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在当今多元开放的社会,纯属个人价值抉择的领域,权威式的政府,更难做到满足高度个人化的社会要求。即使是父母,如果面对自己的孩子选择要过非其原来家族的语言文化生活,也无法勉强孩子服从。
  我想最好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个人、乃至华社,拥有深厚中华文教渊源的种子学校,以及具前瞻性视野的华商,能否再度发挥“由我开始”的自主承担精神,以挽狂澜于既倒?
  为何这是更圆融的回应之道?
  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代表的是全国人民,如果卷入族群的语言文化课题,很容易走火而倒退回族群政治。
  从施政的立场来看,政府需要把语言与文化的思考切割开来,把重点放在如何积极改善教学法、课程内容和考试方式,以配合社会和环境的变迁。然而,这样的定位,语言的意义仅是沟通的工具而已。既然语言的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为什么非得使用母语?为什么非得有高水平的母语程度?即使掌握好母语有许多现实的利益,但个人并不认同,难道不行吗?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尖锐批评,是政府在这样的定位之下所必然要承受的压力。
  在我们的建国道路上,曾经一度存在一个生机勃勃,有机结合的华社、华教、华商三位一体,为华族的语言与文化传承挑起大梁的模式,能否在这个世纪重现光芒?
  诚然,独立前后这个模式曾不幸卷入政治的泥潭里。但随着当事人的相继凋零,建国成功,冷战思维退位,到今时今日,大家能否超越这个历史包袱,以新世纪的格局与眼光来重新思考这个模式的价值?
  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群,对廿一世纪的政府而言是利多于弊的。具前瞻性视野的政治领导人都意识到,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亟需官僚体系以外,具创建眼光与魄力的社会企业家来分担。发明小额贷款(micro-credit),为成千上万生活在赤贫线上的孟加拉家庭开拓自力更生的生存机会,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籍经济学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从全球化的格局来看,语言文化已不再是新加坡移民社会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化之下,开放允许人才自由流动的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更早面对此一问题的我们,能为国际社会做出什么样具原创性的解决之道,为多元族群、多元语言与文化能够百花齐放,相得益彰做一成功的示范?
  我们能否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如斯的历史机遇?

三、深化中华文教的使命

  政府需要把语言与文化切割开来施政,这是公正施政上的必要。然而,作为华社、华教与华商,如果选择和政府同样的立场,定位只是着重于如何配合教育部来解决中文难学、水平低落的问题,除了陷入和政府一样的处境,遭受反对者的诘难之外,在战略上,则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成为主位,牵动一切,在现时的中华文教生态下,一切努力最终难逃随境而转一场空的收场。
  族群身份由不得个人选择。个人如果不认同自己出生的国家,可以选择移民;如果不认同自己的父母,可以离开;但如果不能认同自己族群的文化,却永远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最后成为一个精神游离的人。生活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一个精神游离者,如何才能免于迷失在众说纷纭,四分五裂的拉扯之中?
  华社、华教与华商需要努力的是文化层面的工作,引导族人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这是更加艰巨的中华人文接驳工程。在急着“怎么做”之前,我认为“做什么”更加需要有深刻的思考,否则不但浪费资源,还错失宝贵的时机。在理性的认识上,能用中文最好,但也不须拘于中文。世界上存在着大量只会说华语的基督徒和只说马来语/印尼语的回教徒,而西方社会只会说英语的佛教徒也在快速增长之中。当一个人认识到中华人文对其在这个动荡年代的价值之后,必然会自发生起学好中文的要求。以中华人文来引发华族的内在动力,希望能够成为华社、华教与华商的共同使命。
  有此认识的高度,才能汇聚各方有心人士的力量,才会有更强大的心力做此不可能之事。

Saturday, May 8, 2010

焦点不应放在母语比重该不该调整

  自教育部部长黄永宏医生通过早报表示教育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的比重以来,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观点壁垒分明,各举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来说服别人。但是,我们还需要弄清楚最基本的第一个问题:教育部的想法,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根据早报所报道的部长讲话,教育部之所以萌起检讨的想法,源于需要衡量受母语比重太大的影响之下,那些在其他科目成绩都很优异,但母语成绩不好的学生,因此而妨碍了他们接下来的教育,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否妥当?
  教育部高级政务次长马善高也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他说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如果减少,获益最大的相信是会考成绩介于快捷班和普通学术班之间的学生。这有助于分配学生到更适合他们的中学课程。
  从两位部长的谈话来看,调整母语成绩的比重是手段,目的在于减少因为分流误差而造成未来人才的损失。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通过量化的考试来衡量人的素质,并依此把人分成不同源流,进入不同等级的学校,如何保证绝对不会错误?几年前教育部废除推行了廿五年,不得人心的小学分流制度,行动上已承认,通过考试来衡量人,特别是心智仍未成熟的小学生,所带来的弊是远远多于利的。
  一项历时廿五年的实验所得到的经验总结,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们加深对问题的思考,仍然认为通过调整母语成绩的比重,就能解决分流的误差?经实践后证明无法解决分流误差的考试,仍被请回来作为提升分流的准确性的手段,这难道不是狗咬狗尾巴,在兜圈子吗?

为何把焦点放在母语上?

  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造成举国上下都把焦点放在母语成绩的比重上?
  从人的习性来看,如果我们遭遇到挫折,本能反应都会把责任推向外界的。那些缺乏学习母语环境的人,因为考试吃了现实的亏而把矛头指向母语政策,是顺着习性反应来思考的。
  统计数据反映,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小一学生已占六成。 随着异族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人口结构也越来越国际化,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急速增加中,作为一个具前瞻性的政府,不能忽视这股强大力量的涌现。
  在《引爆趋势》一书中(“The Tipping Point”,Malcolm Gladwell),作者指出,一种新意念之所以能够风行,需要具备三大条件:

  一、有少数超有影响力及说服力的超级传播者存在;
  二、 这种新意念重复地向着同一群人传递,直至对方转换成接受的一方;
  三、 广大的社会氛围已经能够接受。

  去年底李资政表示过去30年的双语政策是建立在一大错误的假设上——没有一个孩童可以真正的掌握双语,而且过去的华文课程难度过高,直到最近才有所调整。
  李资政显然符合Gladwell所形容的超级传播者。
  自推行双语政策以来,不断地有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向政府呼吁松绑。现在教育部公开表态需要检讨母语成绩的比重,显示把关者已开始动摇,而民间对此课题的热烈回响,最后如果被解读成社会氛围已经能够接受,则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化结构,将从此产生巨大转向。
  然而,新加坡过去成功的关键,在于有道德的勇气,立足于长远的价值与理想来制定政策,即使现实上要付代价,也在所不惜。

改革该遵照什么原则?

  影响深远的教育政策,规划应该建构在正面的主张上,不是建构在反对某些做法上,这样会比较稳当可靠。恰恰相反的是,促成这次的检讨,是站在反对母语成绩比重过大,结果将影响某部分学子前途的思考上。
  教育的产物是人,首先需要肯定人的开放性,能够给人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造的自由的教育制度,才称得上是优质的教育。
  尚处小学阶段的孩童,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理性上我们无法排除,有些可能因为母语松绑而在将来的日子里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样的也会有一些因严格的门槛要跨过而激发更佳的潜能,因此过失不在母语,母语不该成为待罪羔羊。
  根据考试成绩把人分成等级,之前我们制造了小学分流制,现在的检讨,无论最后是降低还是维持不变,价值观念上始终离不开特定化、功能化看待人。好像生产线一样,人的培养就像产品生产一样,经过质量检测后分成不同的级别。值得我们检讨的是,制造物品可以如此做,人的培养也可以采用相同的观念吗?
  从存在的角度看人,人一出世,属于一指定的父母,属于一特定的族群,进而属于一国家的公民,前两者属于血缘性,后者属于法律性。这个先后次序具有绝对性,个人没有选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语言因此摆脱不了其情感意义,族群文化意义。但目前坊间的议论,却仅在功能性的层次上思考,尤其是只局限于语言的沟通交际功能及经济功能,能不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吗?
  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经历几代繁衍之后,我们的语言,族群与文化认同都必须面对可能产生断裂的考验。当一个华族家庭开始改用英语作为家庭语言时,情感语言(与父母亲沟通的语言)与族群身份认同便断裂开来,而每种语言都负载着其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语言与族群身份的断裂,必然带来文化传统断裂的危机。
  华社与马来社群忧虑的,症结就在于此。
  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过主张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集体“选择性”地遗忘自己的过去,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乌托邦式想法是行不通的。以功能性的立场来看待各民族的语言,何尝不是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一种技巧上的回避,但回避之后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政府及人民都应该超越功能性的观点来重新为各民族的语言正位。除了政府,我们的公民社会能否更积极地去营造,促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念,就是“学好母语,天经地义”?这次热烈的讨论之后,能否转化出这个机会?
  至于教育官员,更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有了共同的愿景,才能在价值理想的高度下消融大家对具体事物在处理上可能出现的分歧。
  基于我们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语言的移民社会,历史给于我们的使命是去实现一个多元开放,又有凝聚力的社会。在这一前提之下,通过教育来塑造人的自信与开放性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懂得尊重自己历史源头的绝对性的人,自觉地回归自己所属的族群文化与语言,同时又能欣赏、使用别人的族群文化与语言,其自信才有坚如磐石般的牢固;而有自信的人,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开放。
  美国才离世不久的国际巨星麦克杰逊就是个例子。由于对自己外型及肤色的不认同,影响他的自信,容易受外界看法影响的他,最后落得不幸壮年已逝。他的事业再成功,名气再大,依然填补不了内心欠缺的自信。
  至于属于操作层面的制度制定,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家长对于自己子女的理想教育模式,要求得到更大的尊重,这是必然的演变。因此,教育部应该深刻反思的是,宏观规范与控制的管治模式与时代发展是否脱节?政策如何才能创造一种“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教育空间?
  此外,除了顺着“母语难学"来检讨如何改进母语内容与教学法,让学习更加生动有趣之外,为什么不进一步探讨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普遍存在着缺乏强大的学习热忱与动力?我过去和学生,家长的接触常常印证这点。这种现象在富裕的社会及家庭普遍存在。对任何人而言,为分数而学的滋味都是苦不堪言的。为了考试才非自发性的学习,动力是很薄弱而且不能持久的,这不但反映在母语的学习上,也反映在其他学科上。
千万别有了定论才来举证

  Gladwell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有效地概括了新意念产生摧枯拉朽之效的条件。但我们如果全盘奉行这个观点,将无法保证改变长远上孰祸孰福。
  如果政府内部已经有了定论,才来举证配合,不但无法解决真实的问题,长远的影响还会动摇社会的语言文化结构,代价不可谓不严重;而民间各方如果只懂得通过请愿来展示力量,即使获得胜利,也只能是暂时性的。此消彼长,类似的议题谁能保证以后不再出现,届时谁能胜出,则无人知晓。
  一切唯有回到尊重生命的开放性,确立我们希望下一代成为怎么样的人,来建立思考的前提。至于制度层面的改革,则沿着宏观调控的治理模式该如何突破,以及如何强化学子们对学习的热忱与内在动力来切入。大原则抓紧了和切入点正确了才纲举目张,才能保证改革是朝着更美好的将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