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教的现状
就此课题，我曾著文提出母语政策的转向应该建构在正面理念的主张上而非为了反对现实的某种做法，我也不苟同民间各方通过群众力量、舆论空间的霸占来争取胜利，这样只是一场零和游戏，等输的一方聚合到更加强大的支持力量之后，必然会卷土重来，最后付代价的将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
这次的撞击之所以如此强烈，因为它触及多元社会最核心的价值——族群身份与其源头的文化可能进一步断裂的危机。
任何事业，必须有个共同的理念，配合有力的推动，支持者的土壤和资源的援助，才有成功的机会。
然而，就现状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已经存在着华族与其源头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的断裂事实，才会出现越来越多人要求自己的选择被尊重，构成在思想层面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分化现象；而扮演推动文教事业的华社，处于人才青黄不接，观念贫乏的状态已历时颇久。
作为支撑中文的土壤——华校生，已在消失中。时下的特选学校和其他学校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异族通婚的现象，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已取代旧的社会景观；过去曾经在财力上不遗余力支持中华文教的大量华商，除了在数量上锐减之外，眼光也转移至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
概括而言，这四大要素构成一幅环环相扣、万木萧杀的中华文教生态结构，如图所示。
二、语言文化不应由政府领航
新加坡的公民社会向来都很被动，对于任何社会问题，存在于民间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是呼吁政府扮演领导的角色，因此这次的争议一旦由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出面，大家都认为事情已获得圆满解决。然而，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在当今多元开放的社会，纯属个人价值抉择的领域，权威式的政府，更难做到满足高度个人化的社会要求。即使是父母，如果面对自己的孩子选择要过非其原来家族的语言文化生活，也无法勉强孩子服从。
我想最好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个人、乃至华社，拥有深厚中华文教渊源的种子学校，以及具前瞻性视野的华商，能否再度发挥“由我开始”的自主承担精神，以挽狂澜于既倒？
为何这是更圆融的回应之道？
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代表的是全国人民，如果卷入族群的语言文化课题，很容易走火而倒退回族群政治。
从施政的立场来看，政府需要把语言与文化的思考切割开来，把重点放在如何积极改善教学法、课程内容和考试方式，以配合社会和环境的变迁。然而，这样的定位，语言的意义仅是沟通的工具而已。既然语言的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为什么非得使用母语？为什么非得有高水平的母语程度？即使掌握好母语有许多现实的利益，但个人并不认同，难道不行吗？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尖锐批评，是政府在这样的定位之下所必然要承受的压力。
在我们的建国道路上，曾经一度存在一个生机勃勃，有机结合的华社、华教、华商三位一体，为华族的语言与文化传承挑起大梁的模式，能否在这个世纪重现光芒？
诚然，独立前后这个模式曾不幸卷入政治的泥潭里。但随着当事人的相继凋零，建国成功，冷战思维退位，到今时今日，大家能否超越这个历史包袱，以新世纪的格局与眼光来重新思考这个模式的价值？
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群，对廿一世纪的政府而言是利多于弊的。具前瞻性视野的政治领导人都意识到，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亟需官僚体系以外，具创建眼光与魄力的社会企业家来分担。发明小额贷款（micro-credit），为成千上万生活在赤贫线上的孟加拉家庭开拓自力更生的生存机会，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籍经济学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从全球化的格局来看，语言文化已不再是新加坡移民社会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化之下，开放允许人才自由流动的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更早面对此一问题的我们，能为国际社会做出什么样具原创性的解决之道，为多元族群、多元语言与文化能够百花齐放，相得益彰做一成功的示范？
我们能否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如斯的历史机遇？
三、深化中华文教的使命
族群身份由不得个人选择。个人如果不认同自己出生的国家，可以选择移民；如果不认同自己的父母，可以离开；但如果不能认同自己族群的文化，却永远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最后成为一个精神游离的人。生活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一个精神游离者，如何才能免于迷失在众说纷纭，四分五裂的拉扯之中？
华社、华教与华商需要努力的是文化层面的工作，引导族人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这是更加艰巨的中华人文接驳工程。在急着“怎么做”之前，我认为“做什么”更加需要有深刻的思考，否则不但浪费资源，还错失宝贵的时机。在理性的认识上，能用中文最好，但也不须拘于中文。世界上存在着大量只会说华语的基督徒和只说马来语／印尼语的回教徒，而西方社会只会说英语的佛教徒也在快速增长之中。当一个人认识到中华人文对其在这个动荡年代的价值之后，必然会自发生起学好中文的要求。以中华人文来引发华族的内在动力，希望能够成为华社、华教与华商的共同使命。
有此认识的高度，才能汇聚各方有心人士的力量，才会有更强大的心力做此不可能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