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白皮书因为影响非常深远，有必要进一步挖深对此问题的思考。
白皮书的焦点落在低生育率和快速老化的人口无法维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因此政府需要未雨绸缪，打造一个足于容纳六百九十万人口的基础设施，有计划地引进新移民。人口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箭在弦上，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芋，源于确立经济增长为施政的统领性任务，没有经济增长，国家就会衰亡，而足够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寡头追求经济增长仍是统领施政的任务吗？
建国初期，原本四分五裂的群众经过二战的洗礼后忽然间觉醒，意识到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事实，并且认为自己必须当家作主，把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建设成自己美好的家园，政府顺此历史的呼声相应地提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建设事业，吸引人们支持和参与，经济建设因而成为建国的统领性任务，这个共识是在历史的自发性主导下形成的。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已迈入富裕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否已上升成为不容置疑的信仰？让我们借镜２０世纪西方最耀眼的思想家之一－奥尔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的眼光来检视这个观点。
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发表于1921年。此书于20世纪的意义，被评为相当于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和19世纪的《资本论》。奥尔特加指出：“生活资源的富足和过剩有利于人的生存”是个幼稚的信念。事实恰恰相反：一个过于富足的世界会自生自发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类生活形态，并称这类人为“大众人”。他们有着严重的自我封闭，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视之为自然权利；并且志得意满，不愿意倾听他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提交裁判；此外还要干涉一切，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不惜诉诸暴力来捍卫自己认为应该拥有的权利。奥尔特加的“大众人”不是根据社会阶级、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来划分的，因此他认为即使在传统的精英群体中，也充斥着这类型的人。
当“大众人”形成潮流，进而主导社会的时候，构成文明的要件－礼仪、条规、理性、正义等就会毁弃，有序的公共生活无法维持，人类的生活将全面萎缩，由充裕变成匮乏，变成一种真正的衰败没落。
奥尔特加的洞见在于指出：一味追求财富与物质的增长必然导致人在素质上的异化和堕落，最后造成文明的衰亡。他的远见在一百年后的今日，正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找到许多有力的证明。
其一：经济层面上许多国家正不约而同地排队朝向奥尔特加所言的方向进发，而领头羊正是率先富裕的欧美国家。公共权力被社会精英的私心私欲操控，引发世界经济大衰退，贫富两极化反因富起来而变得更加严重。政府的作为仅仅限于避开当前的困难与冲突，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群众也不愿意调整好逸恶劳、重权利轻义务的态度，以及奢华浪费的生活形态。
其二：社会层面上繁衍下一代本来是一种物种本能，根本无须威逼利诱。这项本能在医药科技发达、经济富裕的年代，按常理应该因为生活素质的提升而大量繁殖下一代才对，现在却在富裕社会成为许多政府头痛的问题，反映人在生活形态方面、情感面以及精神面都出现了奥尔特加所言的极端变异。
罗马帝国的启示
以维持经济活力来为人口替代政策护航，这样做究竟是福是祸，历史上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情形值得成为我们的借鉴。
凯撒当年想要打造一个超越城市国家模式，各式各样庞杂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并对罗马效忠的社会实体。每个族群既是国家积极的成分，同时又是国家消极的成分（仅仅作为社会性的构件），最高的权力仅限于少数人手中，其余的如奴隶、同盟者、外邦人、殖民地居民等，只是国家的臣属，族群之间的隔阂和陌生感没有消除。当罗马帝国受到威胁的时候，根本无从指望民众发扬爱国精神，只能以行政和军事措施来自卫。罗马帝国最后由盛而衰的关键在于：素质低的外来移民逐步构成罗马帝国的官兵，进而成为皇帝，罗马帝国也就名存实亡了。其二，强盛时滋生的奢侈生活方式，让货币贬值，生产力下降，无法负担帝国挥霍无度的生活。另外，罗马人赖以崛起的素质，如勤劳节俭、自觉将个人利益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诚信守约、务实求真等，随着财富的增多和外来思想的涌入，在政治观、家庭观、生活观各方面都产生急剧的腐化，加速了罗马的衰亡。
目前生活在我们这块弹丸小岛上的不同族群、不同国籍人口比过去更加庞杂。如何让大家和谐共处，以维持有效的公共秩序，并在长远上整合在一起，这是个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也曾经尝试过，但最后惨败的梦想。我们去年就发生一宗中国籍巴士司机集体罢工的事件，一举打破新加坡近三十年没有工潮的记录。扩大基础建设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不是坏事，反对者少，关键在于人口增加之后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我们有什么软实力来调和，甚至整合在一起？我们比罗马帝国更有把握的理据在那里？
社会活力的衰竭比人口老化更可怕
奥尔特加也指出：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是自发的社会力量，如果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越俎代庖，等于取消历史的自发性。这样做有两个代价：
第一：任何时候，只要大众怀疑自己遭受了什么厄运，或仅仅感到了某种强烈的冲动，那么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无疑就是简单地按一下按钮，开动法力无边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持久而稳当地获得一切而无须努力、奋斗、疑虑和冒险。
第二：自发的社会行动如果屡遭政府干预所打断，则整个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不得不为庞大的政府机器而存在，当社会的活力耗尽之后，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奥尔特加的警告正是我们真正危机之所在。
承载经济活力的基石是社会活力与凝聚力。人口问题是寡头追求经济增长（GDP主义）必然产生的后遗症。把结果颠倒看成是维持经济发展的要素，思维上犯了倒果为因的谬误，在问题的解决上因为没有对症下药，不但造成社会分化，更严重的是坐失应变的良机，最后大家一起付出惨重的代价。
世界知名的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
Consulting）去年曾发表过一份涵盖全世界160个国家的调查报告，发现新加坡总人口的就业率（Payroll to Population Employment Rate）虽然居世界领先的位置，然而仅３４％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富有朝气（thriving），和非洲的安哥拉以及中美洲的危地马拉相等。为何高就业率没有让国人感受到生命具有活力？盖洛普的解释是：因为75%的新加坡人在职场上不是处于疏离状态（not engaged），就是处于自发性疏离状态（actively disengaged），在工作上照章行事，缺乏热情与活力；其二：64%的新加坡居民在日常生活里没有情感（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名列全世界最高。当个人的存在仅是一台庞大的经济机器下的构件时，人的地位实际已下降成了人力资源，盖洛普的发现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生命会老化是自然规律，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奥尔特加所言中的因富裕而带来的生活形态的异化以及被效益导向的公共行政所抑制的社会活力。国家的持续性发展需要均衡的公共行政力量和社会活力，而社会活力要靠朝气蓬勃的生命来支持；生命有了朝气社会自然富有创造力，就有充沛的能量回应各种挑战。
第一代的政治领袖从动荡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把四分五裂的群体团结在一起的理想事业，以卓越的表现完成他们的历史性使命。我们期待现在以及未来的政治领袖效仿前人，应当下变动剧烈的时局、焦躁不安的民情民心，深刻地确立一个让群众心悦诚服、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新使命、新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