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挑大梁，重现光芒—中华文教的挑战与机遇

一、中华文教的现状

　　自从李总理于五月中旬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政府不会削减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之后，曾经一度引发热烈讨论，把新加坡人分裂成两大立场鲜明而对立的母语教育课题，似乎已从公共舆论淡出，一切尘埃落定，问题已经圆满解决。
　　就此课题，我曾著文提出母语政策的转向应该建构在正面理念的主张上而非为了反对现实的某种做法，我也不苟同民间各方通过群众力量、舆论空间的霸占来争取胜利，这样只是一场零和游戏，等输的一方聚合到更加强大的支持力量之后，必然会卷土重来，最后付代价的将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
　　这次的撞击之所以如此强烈，因为它触及多元社会最核心的价值——族群身份与其源头的文化可能进一步断裂的危机。
　　任何事业，必须有个共同的理念，配合有力的推动，支持者的土壤和资源的援助，才有成功的机会。
　　然而，就现状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已经存在着华族与其源头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的断裂事实，才会出现越来越多人要求自己的选择被尊重，构成在思想层面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分化现象；而扮演推动文教事业的华社，处于人才青黄不接，观念贫乏的状态已历时颇久。
　　作为支撑中文的土壤——华校生，已在消失中。时下的特选学校和其他学校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异族通婚的现象，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已取代旧的社会景观；过去曾经在财力上不遗余力支持中华文教的大量华商，除了在数量上锐减之外，眼光也转移至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

　　概括而言，这四大要素构成一幅环环相扣、万木萧杀的中华文教生态结构，如图所示。

二、语言文化不应由政府领航

　　新加坡的公民社会向来都很被动，对于任何社会问题，存在于民间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是呼吁政府扮演领导的角色，因此这次的争议一旦由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出面，大家都认为事情已获得圆满解决。然而，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在当今多元开放的社会，纯属个人价值抉择的领域，权威式的政府，更难做到满足高度个人化的社会要求。即使是父母，如果面对自己的孩子选择要过非其原来家族的语言文化生活，也无法勉强孩子服从。
　　我想最好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个人、乃至华社，拥有深厚中华文教渊源的种子学校，以及具前瞻性视野的华商，能否再度发挥“由我开始”的自主承担精神，以挽狂澜于既倒？
　　为何这是更圆融的回应之道？
　　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代表的是全国人民，如果卷入族群的语言文化课题，很容易走火而倒退回族群政治。
　　从施政的立场来看，政府需要把语言与文化的思考切割开来，把重点放在如何积极改善教学法、课程内容和考试方式，以配合社会和环境的变迁。然而，这样的定位，语言的意义仅是沟通的工具而已。既然语言的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为什么非得使用母语？为什么非得有高水平的母语程度？即使掌握好母语有许多现实的利益，但个人并不认同，难道不行吗？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尖锐批评，是政府在这样的定位之下所必然要承受的压力。
　　在我们的建国道路上，曾经一度存在一个生机勃勃，有机结合的华社、华教、华商三位一体，为华族的语言与文化传承挑起大梁的模式，能否在这个世纪重现光芒？
　　诚然，独立前后这个模式曾不幸卷入政治的泥潭里。但随着当事人的相继凋零，建国成功，冷战思维退位，到今时今日，大家能否超越这个历史包袱，以新世纪的格局与眼光来重新思考这个模式的价值？
　　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群，对廿一世纪的政府而言是利多于弊的。具前瞻性视野的政治领导人都意识到，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亟需官僚体系以外，具创建眼光与魄力的社会企业家来分担。发明小额贷款（micro-credit），为成千上万生活在赤贫线上的孟加拉家庭开拓自力更生的生存机会，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籍经济学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从全球化的格局来看，语言文化已不再是新加坡移民社会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化之下，开放允许人才自由流动的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更早面对此一问题的我们，能为国际社会做出什么样具原创性的解决之道，为多元族群、多元语言与文化能够百花齐放，相得益彰做一成功的示范？
　　我们能否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如斯的历史机遇？

三、深化中华文教的使命

　　政府需要把语言与文化切割开来施政，这是公正施政上的必要。然而，作为华社、华教与华商，如果选择和政府同样的立场，定位只是着重于如何配合教育部来解决中文难学、水平低落的问题，除了陷入和政府一样的处境，遭受反对者的诘难之外，在战略上，则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成为主位，牵动一切，在现时的中华文教生态下，一切努力最终难逃随境而转一场空的收场。
　　族群身份由不得个人选择。个人如果不认同自己出生的国家，可以选择移民；如果不认同自己的父母，可以离开；但如果不能认同自己族群的文化，却永远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最后成为一个精神游离的人。生活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一个精神游离者，如何才能免于迷失在众说纷纭，四分五裂的拉扯之中？
　　华社、华教与华商需要努力的是文化层面的工作，引导族人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这是更加艰巨的中华人文接驳工程。在急着“怎么做”之前，我认为“做什么”更加需要有深刻的思考，否则不但浪费资源，还错失宝贵的时机。在理性的认识上，能用中文最好，但也不须拘于中文。世界上存在着大量只会说华语的基督徒和只说马来语／印尼语的回教徒，而西方社会只会说英语的佛教徒也在快速增长之中。当一个人认识到中华人文对其在这个动荡年代的价值之后，必然会自发生起学好中文的要求。以中华人文来引发华族的内在动力，希望能够成为华社、华教与华商的共同使命。
　　有此认识的高度，才能汇聚各方有心人士的力量，才会有更强大的心力做此不可能之事。

焦点不应放在母语比重该不该调整

　　自教育部部长黄永宏医生通过早报表示教育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的比重以来，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观点壁垒分明，各举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来说服别人。但是，我们还需要弄清楚最基本的第一个问题：教育部的想法，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根据早报所报道的部长讲话，教育部之所以萌起检讨的想法，源于需要衡量受母语比重太大的影响之下，那些在其他科目成绩都很优异，但母语成绩不好的学生，因此而妨碍了他们接下来的教育，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否妥当？
　　教育部高级政务次长马善高也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他说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如果减少，获益最大的相信是会考成绩介于快捷班和普通学术班之间的学生。这有助于分配学生到更适合他们的中学课程。
　　从两位部长的谈话来看，调整母语成绩的比重是手段，目的在于减少因为分流误差而造成未来人才的损失。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通过量化的考试来衡量人的素质，并依此把人分成不同源流，进入不同等级的学校，如何保证绝对不会错误？几年前教育部废除推行了廿五年，不得人心的小学分流制度，行动上已承认，通过考试来衡量人，特别是心智仍未成熟的小学生，所带来的弊是远远多于利的。
　　一项历时廿五年的实验所得到的经验总结，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们加深对问题的思考，仍然认为通过调整母语成绩的比重，就能解决分流的误差？经实践后证明无法解决分流误差的考试，仍被请回来作为提升分流的准确性的手段，这难道不是狗咬狗尾巴，在兜圈子吗？

为何把焦点放在母语上？

　　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造成举国上下都把焦点放在母语成绩的比重上？
　　从人的习性来看，如果我们遭遇到挫折，本能反应都会把责任推向外界的。那些缺乏学习母语环境的人，因为考试吃了现实的亏而把矛头指向母语政策，是顺着习性反应来思考的。
　　统计数据反映，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小一学生已占六成。 随着异族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人口结构也越来越国际化，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急速增加中，作为一个具前瞻性的政府，不能忽视这股强大力量的涌现。
　　在《引爆趋势》一书中（“The Tipping Point”，Malcolm Gladwell），作者指出，一种新意念之所以能够风行，需要具备三大条件：

　　一、有少数超有影响力及说服力的超级传播者存在；
　　二、 这种新意念重复地向着同一群人传递，直至对方转换成接受的一方；
　　三、 广大的社会氛围已经能够接受。

　　去年底李资政表示过去30年的双语政策是建立在一大错误的假设上——没有一个孩童可以真正的掌握双语，而且过去的华文课程难度过高，直到最近才有所调整。
　　李资政显然符合Ｇｌａｄｗｅｌｌ所形容的超级传播者。
　　自推行双语政策以来，不断地有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向政府呼吁松绑。现在教育部公开表态需要检讨母语成绩的比重，显示把关者已开始动摇，而民间对此课题的热烈回响，最后如果被解读成社会氛围已经能够接受，则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化结构，将从此产生巨大转向。
　　然而，新加坡过去成功的关键，在于有道德的勇气，立足于长远的价值与理想来制定政策，即使现实上要付代价，也在所不惜。

改革该遵照什么原则？

　　影响深远的教育政策，规划应该建构在正面的主张上，不是建构在反对某些做法上，这样会比较稳当可靠。恰恰相反的是，促成这次的检讨，是站在反对母语成绩比重过大，结果将影响某部分学子前途的思考上。
　　教育的产物是人，首先需要肯定人的开放性，能够给人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造的自由的教育制度，才称得上是优质的教育。
　　尚处小学阶段的孩童，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理性上我们无法排除，有些可能因为母语松绑而在将来的日子里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样的也会有一些因严格的门槛要跨过而激发更佳的潜能，因此过失不在母语，母语不该成为待罪羔羊。
　　根据考试成绩把人分成等级，之前我们制造了小学分流制，现在的检讨，无论最后是降低还是维持不变，价值观念上始终离不开特定化、功能化看待人。好像生产线一样，人的培养就像产品生产一样，经过质量检测后分成不同的级别。值得我们检讨的是，制造物品可以如此做，人的培养也可以采用相同的观念吗？
　　从存在的角度看人，人一出世，属于一指定的父母，属于一特定的族群，进而属于一国家的公民，前两者属于血缘性，后者属于法律性。这个先后次序具有绝对性，个人没有选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语言因此摆脱不了其情感意义，族群文化意义。但目前坊间的议论，却仅在功能性的层次上思考，尤其是只局限于语言的沟通交际功能及经济功能，能不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吗？
　　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经历几代繁衍之后，我们的语言，族群与文化认同都必须面对可能产生断裂的考验。当一个华族家庭开始改用英语作为家庭语言时，情感语言（与父母亲沟通的语言）与族群身份认同便断裂开来，而每种语言都负载着其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语言与族群身份的断裂，必然带来文化传统断裂的危机。
　　华社与马来社群忧虑的，症结就在于此。
　　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过主张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集体“选择性”地遗忘自己的过去，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乌托邦式想法是行不通的。以功能性的立场来看待各民族的语言，何尝不是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一种技巧上的回避，但回避之后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政府及人民都应该超越功能性的观点来重新为各民族的语言正位。除了政府，我们的公民社会能否更积极地去营造，促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念，就是“学好母语，天经地义”？这次热烈的讨论之后，能否转化出这个机会？
　　至于教育官员，更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有了共同的愿景，才能在价值理想的高度下消融大家对具体事物在处理上可能出现的分歧。
　　基于我们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语言的移民社会，历史给于我们的使命是去实现一个多元开放，又有凝聚力的社会。在这一前提之下，通过教育来塑造人的自信与开放性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懂得尊重自己历史源头的绝对性的人，自觉地回归自己所属的族群文化与语言，同时又能欣赏、使用别人的族群文化与语言，其自信才有坚如磐石般的牢固；而有自信的人，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开放。
　　美国才离世不久的国际巨星麦克杰逊就是个例子。由于对自己外型及肤色的不认同，影响他的自信，容易受外界看法影响的他，最后落得不幸壮年已逝。他的事业再成功，名气再大，依然填补不了内心欠缺的自信。
　　至于属于操作层面的制度制定，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家长对于自己子女的理想教育模式，要求得到更大的尊重，这是必然的演变。因此，教育部应该深刻反思的是，宏观规范与控制的管治模式与时代发展是否脱节？政策如何才能创造一种“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教育空间？
　　此外，除了顺着“母语难学＂来检讨如何改进母语内容与教学法，让学习更加生动有趣之外，为什么不进一步探讨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普遍存在着缺乏强大的学习热忱与动力？我过去和学生，家长的接触常常印证这点。这种现象在富裕的社会及家庭普遍存在。对任何人而言，为分数而学的滋味都是苦不堪言的。为了考试才非自发性的学习，动力是很薄弱而且不能持久的，这不但反映在母语的学习上，也反映在其他学科上。

千万别有了定论才来举证

　　Ｇｌａｄｗｅｌｌ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有效地概括了新意念产生摧枯拉朽之效的条件。但我们如果全盘奉行这个观点，将无法保证改变长远上孰祸孰福。
　　如果政府内部已经有了定论，才来举证配合，不但无法解决真实的问题，长远的影响还会动摇社会的语言文化结构，代价不可谓不严重；而民间各方如果只懂得通过请愿来展示力量，即使获得胜利，也只能是暂时性的。此消彼长，类似的议题谁能保证以后不再出现，届时谁能胜出，则无人知晓。
　　一切唯有回到尊重生命的开放性，确立我们希望下一代成为怎么样的人，来建立思考的前提。至于制度层面的改革，则沿着宏观调控的治理模式该如何突破，以及如何强化学子们对学习的热忱与内在动力来切入。大原则抓紧了和切入点正确了才纲举目张，才能保证改革是朝着更美好的将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