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前阵子刊登了其专栏学者郑永年先生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涉及的课题包括中国知识群体向何处去、中国教育哲学的问题。这些文章有紧密的关联性，涉及知识与文明如此重要议题的探讨，又逢西方出现文明没落之迹，值得进一步挖深我们的思考。
文明复兴的核心构建是什么？郑文的立场很明确―即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知识体系，缺失独立的知识体系，文明的复兴无望。这系列文章把视野收窄于中国文明的复兴，因此指出中国需要造就负责任的知识份子，才能真正可持续性地崛起；而培养出负责任的知识份子，就需要“去三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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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知识的政治权力化―政府与知识之间容许独立自主的创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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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知识的经济利益化―让专业主义（“为知识而知识”）能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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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思维的殖民化―知识份子要意识到即存的这个事实。
郑文除了以上的“去三化”，其行文中其实还带出去泛道德化的要求―即知识分子立言必须建基于实证，而不是规范式的说教。
“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知识体系”是整个思路展开来的“定海神针”。文明发展是一张纠结万端的大网，把推动发展之因归结于单一的力量，思路近似马克思、斯宾格勒、汤恩比等的历史哲学。然而，宇宙本洪荒，因人而产生文明。年逾九旬的西方文化史大师巴森（Jacques
Barzun）指出：人的欲望才是历史的驱动力量，而人之行为所编织而成的纠葛情节，结果难料，结局也不一。
回顾西方文明的兴衰
在巴森倾毕生学养而完成的巨著《从黎明到衰颓》（From
Dawn to Decadence）中，总结出近五百年西方文明从曙光初露到渐渐消蚀的演变历程中，有四大变动为西方文明带来崭新的面目，即：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十七世纪的君主政治革命、横跨十八、九两世纪标榜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法国革命，以及二十世纪揭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俄国革命。
宗教革命唤醒了人的信心，把个人从神职人员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人可以直接通神，完全自由，是自己的主人；新教衍生出来的工作伦理―严肃冷静、认真沉着、克勤克俭、苦干实干，被赋予宗教性的精神力量。由君主政治革命到法国革命，提升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所结出的果实―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人与人之间互信的保障机制―财产、自由、生命权不得剥夺。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个人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了，可以过世俗化的人生，用理性、意志去改善人世条件，运用科学方法驾驭自然。
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西方土壤一样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危机。西方人在危机中提炼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西方人的价值。因为确立了人的信念―过世俗生活的精神伦理力量，信心―自由把握在个人手中，以及建立起彼此信任的机制，西方文明才获得高速发展的条件。知识与价值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知性的认识，后者则内化成必然的行为，例如科学证明吸烟有害健康，但不是人人都据此而行；知道吸烟的利弊是知识，最终选不选择吸烟则是价值行为。
人的欲望主导人的行为，一旦酿成大型的社会危机，西方的心灵总要认清其原因，把原则摆明了，大家才能继续议论下去。西方历史中被赋予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洛克（John Locke）、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他们的贡献在于根据深刻的时代感受与洞察，加上传统的积累，从所处的危机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向他人倡议，给人带来希望；而在这些领军人物背后无法记载下来的，是众多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命感受与实践的无名人士，才令他们提出的观念成为社会新兴的价值。这些观念在历史传承的嬗变中，具体的生命感受和历史的情感日渐退色，知识化的成分则逐渐增加，最后都难逃僵化或者异化的下场。
时至今日，西方文明如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by Spengler）所预见，陷入困境之象日益明显―经济欲振乏力，债务弥漫，战争阴影挥之不去，恐怖袭击连连，政权如走马灯更替，资源日益污染枯竭。西方文明赖以兴盛的三大构建―信念、信心及互信，已遭虫蚁蛀空。知识虽然五花八门，成为人们希望与信赖的最大寄托，却带来分化与对立；与此同时，精神力量虚无；活在享乐与恐惧中的人，信心在逐步解体；连引以为傲的制度也被诟为不公不义，被私心野心所挟持。自零八年美国金融海啸始，人类正步入混乱迷失的年代，有如目前网络上走红的说法般：“这是一个医生摧毁健康、律师摧毁公正、大学摧毁知识、政府摧毁自由、传媒摧毁讯息、宗教摧毁道德、银行摧毁经济的年代”。
区分“知识创新”与“价值创造”
诚然，郑文对当前中国知识界的流弊针砭到位―堕落与庸俗，浮浅与自大。然而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所独有。巴顿在《从黎明到衰颓》中就指出，知识把人困锁在学科的分类小格之中，以井观天，为知识而知识的专业主义，不也是文明衰颓之兆吗？
就近举例，西方顶尖的经济学者就分成两大阵营，对当下西方经济的困境，一方坚守自由市场原则，一方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并且各执一端。同样的，中国也出现左派与自由派的角力；东西方学者都一样希望通过知识来影响施政。就远一点的中国近代史来举证，清朝也出现过政治与学术分流的局面，乾嘉学者埋首故纸堆里，从事考据之学，为知识而知识，但清朝的结局是差一点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另外，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梨洲，写了《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其著作虽然早于西方的卢梭大约一百年，但对后人的影响却要等到３００年后的清末。以上两个例子印证巴森所言―人之行为所编织而成的纠葛情节，对文明的影响结果难料。
对文明复兴的思考，我认为必须区分知识创新与价值创造。前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只有前后之分而没有东西之别；价值创造则比知识创新来得艰巨，无法离开特定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成果往往一体两面―同时具备独特性与历史的局限性。知识创新回答就具体领域的事该如何有把握和有效地执行，而价值创造就人的处境与困惑给人带来意义和希望。在这个层面上，东西方目前都同样处于价值虚无的状态，精神力量单薄多元，有的话纯粹只是个人的选择。在标榜宽容的今日世界，凡事都有其可信之处，有其正确之面，多元混杂，“疑惑少信”的心态更让信者不安，更易制造混乱。对比之下，数百年前的东西方社会，因为人人基本的价值理念一致，这些理念便非真理莫属，人心反而比较安定。
处于“三信”残缺的年代―信念、信心与互信，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在于人能否向过去一样，返本开新，从历史裂变的危机中创造出具时代性的价值，以重塑信念、重建信心和互信。知识创新扮演的只是载体，不是主体；而文明会没落，是因为价值僵化和异化所致。价值创造需要非常敏锐的心灵、强大的意志力和开放的胸襟；这样的素质要靠坚定的精神力量，真切的人文素养，和博古通今的学问而成。过去为西方文明奠基的人文学者，大多数都精通多种语言，也通文学、音乐、艺术、历史、哲学和科学。这样的通人，在东西方“专业分科”之下现在几乎找不到了。中国“航天之父”与“火箭之王”钱学森晚年就曾慨叹，现在已经找不到好象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级人物了。
试举西方世界共尊的一代文学大宗师，启蒙精神的化身，兼通所有文类的超级大师伏尔泰为例。他精通法语、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也研究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更能够通过诗歌与戏剧创作把抽象的理念创作成触动人心的故事，结果影响了他之后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反观现在的文科通识教育，被专业主义分裂成一点一滴的学术兴趣，对学习这些知识的人而言，学的只是一堆过去的人所言所做之事，掌握这些知识是一回事，有没有在价值层面上素养得到提升又是另一回事。这些知识的作用只能当成时尚路演般（road
show）用来攻击，解构和卖弄。在专业主义的支持下，所有关于人的行事、兴趣、或困境，都可以自立门户，成为新的学系，对深广的学问领域，扎实的基础因为需要漫长岁月的积累，反而乏人问津。
人文的涵养下陷成知性层切割式的浅陋探究，我认为是当今东西方人文学界无力回应这个混乱时代的关键。消化不足，最多只能邯郸学步，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自然无法为眼前的社会乱象带来意义与希望。
全球因为颠覆性通讯科技的出现，已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把自己密封起来。任何政权如果企图专横地禁锢自己人民的思想，只会造成价值创造上的真空，然后自己亲手把门户打开，让外来的价值创造轻而易举登陆，以填补人民精神上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之下，一个不懂得划界的政权，终将因自己没有看透客观的情势而让人心失控。
东西文明在新世纪的竞赛，表面看好像再次处于交替之际。然而，最终谁会在新的纪元领先，还有赖各自能否在自己的教育土壤中孕育出具有以下三大素质的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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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立界―养成独立人格。知识的生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学科，必然为人所用，以解决人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缺乏独立人格，无论东西方，难以防止知识不被权力和利益所利用；而东西方的历史，都有知识分子如何站稳立场，向权力和利益说“不"的事迹。以中国为例，明末清初的王梨洲，学问贯穿经学、史学、思想、地理、天文历算、教育等。康熙皇帝数次邀他赴京出仕，他屡拒征召，选择隐居著述讲学，做到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获得民国初期北大著名教授马叙伦的推崇，称王梨洲为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如果需要外在条件―政权及制度的保障，才有价值创造的可能，则价值创造最核心的主体精神已失，其精神结晶将缺乏感染生命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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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跨界―走出狭隘的专业主义。知识的创新与积累必然带来五花八门的专业分割，结果人人局限于一管之见，瞎子摸象般，人人手中仅有一把铁锤，然后把一切事物都看待成铁钉（巴纳德•柏鲁克语；Bernard Baruch: “If all you have is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在见解上心灵封闭，形成一个分化对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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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越界―走出自我关注，走出专业活动的藩篱，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走入人群中，深入人心里，才能针砭时尚，不断替出现僵化或异化的价值理念注入活水，并且坐言起行，透过文学、历史、艺术的创作来感染人心。以西方启蒙大师伏尔泰为例，尽管生活在一个审查制度十分严厉的时代，仍不顾自身安危，大力抨击教会的教条，为思想与言论自由而战。伏尔泰一生屡遭统治者的迫害—被流放、入狱，依然笔耕不辍—哲学、科学、戏剧、哲理小说、历史、诗歌，通过自己的笔投入火热的启蒙运动中，以不倦的斗争推动启蒙运动蓬勃的发展。
中国文明的过去，因为代代有人相互感召，如屈原写《离骚》、司马迁写《史记》、唐宋元诗人墨客写诗词曲赋，明朝人写小说，以及历代戏剧创作人和伶人的演绎等，其所创造的价值理念才能深入寻常百姓心里，实非帝王之力取得的功效。中华文明的未来，有待其教育的土壤能够继续孕育出薪火相传的通人，把对时代与对生命的感悟转化成价值的创造，一点一滴汇成大江大海，虽不能奢望有捷径，但却有东西方前人留下的足迹可以按图索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