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检讨政治职务薪酬的报告不但吸引国人的眼球，国际人士对这个课题也深表关注，议论纷纷。
这只“圣牛”有机会获得屠宰，缘于去年大选出现的政治新常态。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有如一个向来很健康的人一样，突然之间心脏病爆发，活下来之后，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可以选择相信病痛已经远离，行事作风一切照旧，也可以选择按下“重新启动”键，以避免心脏病有机会二度爆发而错失抢救良机。
修改制定政治职务薪金的方程式，是执政党从善如流，自我调整的重要一步。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一步骤解决什么问题？
“政治领袖领高薪”是个无可争议的政治层面议题。但是，由非政治人物所组成的检讨委员会所能修订的，只能够是技术面的理据。因此，这个政治课题不会因为这份报告而消失；事实也显示，即使报告建议的薪金减幅颇大，有些人还是不满意，正是因为提案与问题所属的层次不同。
争议为何不断？
新加坡过去的成功，确实是靠高素质的政治领导力取得的。然而，无论现实上取得如何辉煌的成就，深具忧患意识的政治领袖一直努力不懈的，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上确保高素质领导力的出现是必然而非偶然的事件。
因此，新加坡人十八岁参加的‘Ａ’水准考试，全国的莘莘学子就一刀被区分成“未来精英”和普通人；取得政府奖学金者，尤其是总统奖学金，绝大多数都成为日后的行政精英或政治精英。我们也设计了独一无二的集选区制度，确保被看好的“精英”可以在最后一分钟空降到由强棒领导人率领的选区而稳操胜卷，成为日后的接班栋梁。高薪才能揽才，很自然就成为整套思考逻辑的一部分。
诚然，追求效率的心态笼罩着整个思考。我们将之诠释成新加坡小国寡民，没有条件浪费时间，也没有那么多人才可供选择。很多人都质问，考试精英等于将来的行政以及政治精英吗？老子《道德经》第十八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道出人性功利的一面。既然晋升成为社会顶端的游戏规则如此，怕输的新加坡人，能不尽量优化自己的机会，以期在这场游戏竞赛中胜出？这样会不会弄巧反拙，反而造成真正的人才浪费呢？ 其次，发生在这个土壤的历史事实是：第一代政治领袖都被公认为卓越的人才，是他们令新加坡成功，但他们都没有领高薪。基于这个事实，主张“国家的繁荣昌盛需要杰出的政治领导力”，以及“唯有高薪才能揽才”是两个不同观点，需要区分开来的看法，大有人在。当这两个论点被绑在一起，成为“唯有高薪，才能揽才，国家才能保持繁荣昌盛”的论调，并且成为最基本的假设的时候，能不招徕质疑吗？
替“高薪揽才以维护国家继续繁荣”辩护的一个主张是，“现在不能够像以前那样要求政治领袖牺牲了，人要面对现实”，因而把焦点转移到技术面的议论上―怎样算才合理，才能保证有最好的人才来守住过往善政的果实。议论背后的价值意识，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参政是个人利弊的一项选择，可以估算每个选择背后的机会成本，包括从政而不从商的机会成本，以及国家如果用人不当的时候所涉及的机会成本等。如此处理，分歧永远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存在，而这个议题的政治效应也永远存在。
无可否认，社会确实变得越来越功利了，而一些政策，在制定上无意间影响民心，趋向现实。
当一个孩子十八岁的考试直接影响他将来是否能够成为国家精英的时候，作为爱子女，希望子女将来生活得更美好的父母，能不为刚出娘胎的孩子备战吗？最后胜出的一小撮人，享有比一般人多和快的晋升机会。经年累月之后，社会形成一种对官方说辞的“精英”情意结，爱用放大镜来看这些人的表现。所以近年一有奖学金得主行为不当、甚至触犯法律的事故，全都成为热门话题，惹来诸多非议。
当一个人一天24小时的生活空间，都和钱扯上关系的时候，多少人潜意识里能够不在乎自己财务上的得与失？在新加坡，什么时候搭德士、在那里搭德士，以及什么时候在哪条设有电子收费的公路上驾驶，都和自己荷包最终将省下多少钱有关。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凯瑟琳∙沃斯教授（Kathleen Vohs）针对金钱所产生的社会心理作了深入的研究。她发现人如果时时受到金钱的提示，会变得更加自我关注，不愿意帮助他人，比较好胜，也比较吝于捐助慈善。我们的日常行为，似乎印证沃斯教授的结论。
一直以来，坊间就有把PAP谑称为“付钱再付钱”（Pay And Pay）的说法；民间也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政府什么都跟我们算，我们为什么不能跟政府算清楚！”这又是一个解不开的情意结。
对政治职务薪酬依据的辩护，恰恰碰触到以上两种情意结，因此无法展开平情而理性的辩论。
将来的政治，如果真的如强势舆论认为的那样，因为没有优渥的薪金而吸引不到人才，和我们生活的土壤变得过于现实有关。
善政最需要什么来维持？
回顾我们的历史，如果没有深具理想主义情怀的开国元勋，就不会有新加坡的奇迹。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牢牢把握住这个令我们成功的根本要素，把它和其他现实条件在本与末上区分清楚，尽全力确保这个原本具有理想主义的土壤不会变质。新加坡的核心精神，从历史事实来看就是“创造奇迹”，如果没有深具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奇迹将如何继续创造？
去年3/11的日本大地震，日本人面临死亡的威胁，透过电子媒体让全世界看到人的典范―原来普普通通的人做得到舍身救人，做得到临危不乱和守望相助。更早之前，即2008年年底，当印度泰姬陵皇宫酒店（Taj Mahal Palace Hotel）遭受恐怖袭击的时候，各国媒体也竞相报道过有关酒店员工不顾自身安危，奋勇保护旅客安全的感人事迹。
前者是一个先进国家，后者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家企业，两启事件证明理想主义的精神，与经济条件，族群与文化没有必然的关系，是可以建设的。事实上很多人对理想主义都不抱积极乐观的看法。我想，这和深埋我们心中，因为自己生存空间小，资源匮乏而生起的生存焦虑有关。适当的忧患意识让人励精图治。然而，过度的焦虑会令人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出问题，把自己捆住，以为出路只有一条，有如“瓶中鹅”的禅宗公案一样。公案中的陆大夫自己想出一个难题，说有一只刚出世的鹅被放在瓶子里饲养，鹅越来越大，无法从瓶里出来，他请教南泉禅师，如何才能既不伤害鹅，也不损坏瓶子，让鹅能够出来。禅师大喝陆大夫一声，然后告诉他说鹅已经出来了。
政治薪金的议题，是“新加坡如何继续享有善政”的思考在制度层面上的一项建设努力，届时几十年。然而，稳定如果求之不得其法，可能变成负累。实际上，我们已经迈进了一个“蚂蚁可以撼大树”的年代。２０１０年年底，一个非常普通，年仅２６岁的突尼西亚青年人默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导致时任突尼西亚的政府倒台，一股反政府的风暴席卷阿拉伯世界，结果埃及前总统穆巴拉下台，也提前了叙利亚强人卡达非政权的崩溃。由布瓦吉吉而产生的蝴蝶效应，显示我们即使有一支强大高素质的治国团队，也不能排除将来不会因为一桩小事而带来巨大的蝴蝶效应，最后甚至动摇到执政的机会。
比较高明的维稳之道，我认为在于建设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公民社会，让多元的、具理想主义精神的人来分担各个领域的领导重任，包括政界、商界（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以及非营利性的组织等。真正的人才，因领域不同，能够让他受到感召的理想，性质也不一样，金钱不是人才动力因的讨论焦点。各领域之间也不一定存在直接的人才竞争，因为人人志向不同。
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人才都被执政的政党吸纳去了，以维持善政，形成“强政党、弱社会”的情形，反而削弱社会该有的强大、自组的反弹能力。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品牌形象，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作为千手观音，所以大小事都找你。当你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应该的；一旦出现任何差错，你必须扛下所有的责难，并为此付出代价。
柏拉图说过：“如果拒绝参与国家的治理，你的惩罚将会是被素质比你差的人所统治”。没有人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而比较根本的对应之道涉及：教育要重视提升学生对理想主义的认识与追求，以减少自我关注；社会要多表扬勇于实践理想的人；政策的制定要深刻考虑对社会心理产生的长远影响，不应该单向追求绩效；而传媒不应止于热衷报道每年富翁身价的排名。多管齐下，让各方的力量一起深耕善政所需要的理想主义土壤。
最后，政治的竞争难度已经提升。过去只要把经济建设做好，就是好的治国人才，就是善政。现在，在人心分化的时代，善政更需要把人心的对应与对治做好，才能凝聚人心。如此艰难的任务，没有强大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蕴，再高的薪酬也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