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dset Profiling Using Wuxing (Five-phase)

There are many personality profiling tools developed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in psychology. The mindset profiling tool developed here, however, is based on the five-phase theory (Wux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A system of five phases (customarily also known as five elements), namely Wood, Fire, Earth, Metal, and Water, is used to describe intera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enomena. This system form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in diverse fields 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geomancy.

The five phases are related either through a generative (生, sheng1) or an opposing relation (尅/克, ke4). The values of characterizing human mindsets based on the five-phase system are:

• it offers a systemic and dynamic view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people of diverse mindsets;
• it enables the formation of constructive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teams to achieve result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individual team members;
• it reduces conflicts arising from differences in mindsets.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your Wuxing (five-phases) profile, you are welcome to click on THIS to fill in the questionaire. All questions must be answered. The interface right now is unable to provide an answer instantly after your submission. Just drop me a message either though my blog or my facebook and I'll inform you the results later. My apology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别把幸福复杂化

　　素馨不断地想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却常常觉得事与愿违。

　　小时候素馨的家庭生活并不温暖，所以年纪轻轻她就结婚了。奈何婚姻不美满，丈夫的家暴行为导致离婚收场。素馨后来再婚。第二段的婚姻，开始的时候素馨觉得日子还过得蛮融洽甜美的。后来素馨走出家庭，建立自己的事业，眼界开阔之后，不知不觉中她对丈夫的怨言也增加了。她觉得做建筑行业的丈夫不思长进，有工开就做，没工就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只求安定的生活，对未来缺乏更大的梦想，令素馨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问素馨为何有勇气进入第二段的婚姻，她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因为她看到别人幸福，也希望自己得到，而她所谓的幸福，就是家里充满快乐的笑声。然而，素馨自己却因为替婚姻注入了物质的要求而生起对丈夫的嫌弃，结果自己对丈夫反应冷淡，自己先笑不出来。

　　婚姻的经营如果完全陷入现实的比较之中，不满与恐惧就会与日俱增，人的自我关注就会越来越严重，觉得没有安全感，然后把心锁上，造成夫妻间情感无法交流，最后必然出现婚姻危机。

　　我告诉素馨，要幸福就必须对感情有份理想的坚持－彼此互相爱护、照顾和体谅。 一旦沉入现实，对未来不断盘算，你就把幸福复杂化，幸福也就远离你。你就会觉得不快乐，因为你已遗忘了自己的初衷，然后用“丈夫无法给我安全感”作为不幸福的理由，最后不断地慨叹“想要有个温暖的家，为什么这么难”！

价值创造才是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

　　新加坡《联合早报》前阵子刊登了其专栏学者郑永年先生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涉及的课题包括中国知识群体向何处去、中国教育哲学的问题。这些文章有紧密的关联性，涉及知识与文明如此重要议题的探讨，又逢西方出现文明没落之迹，值得进一步挖深我们的思考。

　　文明复兴的核心构建是什么？郑文的立场很明确―即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知识体系，缺失独立的知识体系，文明的复兴无望。这系列文章把视野收窄于中国文明的复兴，因此指出中国需要造就负责任的知识份子，才能真正可持续性地崛起；而培养出负责任的知识份子，就需要“去三化”，即：

·         去知识的政治权力化―政府与知识之间容许独立自主的创造空间；

·         去知识的经济利益化―让专业主义（“为知识而知识”）能够生长；

·         去思维的殖民化―知识份子要意识到即存的这个事实。

郑文除了以上的“去三化”，其行文中其实还带出去泛道德化的要求―即知识分子立言必须建基于实证，而不是规范式的说教。

“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知识体系”是整个思路展开来的“定海神针”。文明发展是一张纠结万端的大网，把推动发展之因归结于单一的力量，思路近似马克思、斯宾格勒、汤恩比等的历史哲学。然而，宇宙本洪荒，因人而产生文明。年逾九旬的西方文化史大师巴森（Jacques Barzun）指出：人的欲望才是历史的驱动力量，而人之行为所编织而成的纠葛情节，结果难料，结局也不一。

回顾西方文明的兴衰

在巴森倾毕生学养而完成的巨著《从黎明到衰颓》（From Dawn to Decadence）中，总结出近五百年西方文明从曙光初露到渐渐消蚀的演变历程中，有四大变动为西方文明带来崭新的面目，即：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十七世纪的君主政治革命、横跨十八、九两世纪标榜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法国革命，以及二十世纪揭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俄国革命。

宗教革命唤醒了人的信心，把个人从神职人员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人可以直接通神，完全自由，是自己的主人；新教衍生出来的工作伦理―严肃冷静、认真沉着、克勤克俭、苦干实干，被赋予宗教性的精神力量。由君主政治革命到法国革命，提升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所结出的果实―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人与人之间互信的保障机制―财产、自由、生命权不得剥夺。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个人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了，可以过世俗化的人生，用理性、意志去改善人世条件，运用科学方法驾驭自然。

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西方土壤一样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危机。西方人在危机中提炼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西方人的价值。因为确立了人的信念―过世俗生活的精神伦理力量，信心―自由把握在个人手中，以及建立起彼此信任的机制，西方文明才获得高速发展的条件。知识与价值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知性的认识，后者则内化成必然的行为，例如科学证明吸烟有害健康，但不是人人都据此而行；知道吸烟的利弊是知识，最终选不选择吸烟则是价值行为。

人的欲望主导人的行为，一旦酿成大型的社会危机，西方的心灵总要认清其原因，把原则摆明了，大家才能继续议论下去。西方历史中被赋予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洛克（John Locke）、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他们的贡献在于根据深刻的时代感受与洞察，加上传统的积累，从所处的危机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向他人倡议，给人带来希望；而在这些领军人物背后无法记载下来的，是众多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命感受与实践的无名人士，才令他们提出的观念成为社会新兴的价值。这些观念在历史传承的嬗变中，具体的生命感受和历史的情感日渐退色，知识化的成分则逐渐增加，最后都难逃僵化或者异化的下场。

　　时至今日，西方文明如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by Spengler）所预见，陷入困境之象日益明显―经济欲振乏力，债务弥漫，战争阴影挥之不去，恐怖袭击连连，政权如走马灯更替，资源日益污染枯竭。西方文明赖以兴盛的三大构建―信念、信心及互信，已遭虫蚁蛀空。知识虽然五花八门，成为人们希望与信赖的最大寄托，却带来分化与对立；与此同时，精神力量虚无；活在享乐与恐惧中的人，信心在逐步解体；连引以为傲的制度也被诟为不公不义，被私心野心所挟持。自零八年美国金融海啸始，人类正步入混乱迷失的年代，有如目前网络上走红的说法般：“这是一个医生摧毁健康、律师摧毁公正、大学摧毁知识、政府摧毁自由、传媒摧毁讯息、宗教摧毁道德、银行摧毁经济的年代”。

区分“知识创新”与“价值创造”

诚然，郑文对当前中国知识界的流弊针砭到位―堕落与庸俗，浮浅与自大。然而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所独有。巴顿在《从黎明到衰颓》中就指出，知识把人困锁在学科的分类小格之中，以井观天，为知识而知识的专业主义，不也是文明衰颓之兆吗？

就近举例，西方顶尖的经济学者就分成两大阵营，对当下西方经济的困境，一方坚守自由市场原则，一方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并且各执一端。同样的，中国也出现左派与自由派的角力；东西方学者都一样希望通过知识来影响施政。就远一点的中国近代史来举证，清朝也出现过政治与学术分流的局面，乾嘉学者埋首故纸堆里，从事考据之学，为知识而知识，但清朝的结局是差一点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另外，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梨洲，写了《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其著作虽然早于西方的卢梭大约一百年，但对后人的影响却要等到３００年后的清末。以上两个例子印证巴森所言―人之行为所编织而成的纠葛情节，对文明的影响结果难料。

对文明复兴的思考，我认为必须区分知识创新与价值创造。前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只有前后之分而没有东西之别；价值创造则比知识创新来得艰巨，无法离开特定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成果往往一体两面―同时具备独特性与历史的局限性。知识创新回答就具体领域的事该如何有把握和有效地执行，而价值创造就人的处境与困惑给人带来意义和希望。在这个层面上，东西方目前都同样处于价值虚无的状态，精神力量单薄多元，有的话纯粹只是个人的选择。在标榜宽容的今日世界，凡事都有其可信之处，有其正确之面，多元混杂，“疑惑少信”的心态更让信者不安，更易制造混乱。对比之下，数百年前的东西方社会，因为人人基本的价值理念一致，这些理念便非真理莫属，人心反而比较安定。

处于“三信”残缺的年代―信念、信心与互信，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在于人能否向过去一样，返本开新，从历史裂变的危机中创造出具时代性的价值，以重塑信念、重建信心和互信。知识创新扮演的只是载体，不是主体；而文明会没落，是因为价值僵化和异化所致。价值创造需要非常敏锐的心灵、强大的意志力和开放的胸襟；这样的素质要靠坚定的精神力量，真切的人文素养，和博古通今的学问而成。过去为西方文明奠基的人文学者，大多数都精通多种语言，也通文学、音乐、艺术、历史、哲学和科学。这样的通人，在东西方“专业分科”之下现在几乎找不到了。中国“航天之父”与“火箭之王”钱学森晚年就曾慨叹，现在已经找不到好象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级人物了。

试举西方世界共尊的一代文学大宗师，启蒙精神的化身，兼通所有文类的超级大师伏尔泰为例。他精通法语、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也研究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更能够通过诗歌与戏剧创作把抽象的理念创作成触动人心的故事，结果影响了他之后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反观现在的文科通识教育，被专业主义分裂成一点一滴的学术兴趣，对学习这些知识的人而言，学的只是一堆过去的人所言所做之事，掌握这些知识是一回事，有没有在价值层面上素养得到提升又是另一回事。这些知识的作用只能当成时尚路演般（road show）用来攻击，解构和卖弄。在专业主义的支持下，所有关于人的行事、兴趣、或困境，都可以自立门户，成为新的学系，对深广的学问领域，扎实的基础因为需要漫长岁月的积累，反而乏人问津。

人文的涵养下陷成知性层切割式的浅陋探究，我认为是当今东西方人文学界无力回应这个混乱时代的关键。消化不足，最多只能邯郸学步，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自然无法为眼前的社会乱象带来意义与希望。

全球因为颠覆性通讯科技的出现，已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把自己密封起来。任何政权如果企图专横地禁锢自己人民的思想，只会造成价值创造上的真空，然后自己亲手把门户打开，让外来的价值创造轻而易举登陆，以填补人民精神上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之下，一个不懂得划界的政权，终将因自己没有看透客观的情势而让人心失控。

东西文明在新世纪的竞赛，表面看好像再次处于交替之际。然而，最终谁会在新的纪元领先，还有赖各自能否在自己的教育土壤中孕育出具有以下三大素质的通人：

·         自我立界―养成独立人格。知识的生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学科，必然为人所用，以解决人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缺乏独立人格，无论东西方，难以防止知识不被权力和利益所利用；而东西方的历史，都有知识分子如何站稳立场，向权力和利益说“不"的事迹。以中国为例，明末清初的王梨洲，学问贯穿经学、史学、思想、地理、天文历算、教育等。康熙皇帝数次邀他赴京出仕，他屡拒征召，选择隐居著述讲学，做到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获得民国初期北大著名教授马叙伦的推崇，称王梨洲为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如果需要外在条件―政权及制度的保障，才有价值创造的可能，则价值创造最核心的主体精神已失，其精神结晶将缺乏感染生命的能量。

·         视野跨界―走出狭隘的专业主义。知识的创新与积累必然带来五花八门的专业分割，结果人人局限于一管之见，瞎子摸象般，人人手中仅有一把铁锤，然后把一切事物都看待成铁钉（巴纳德•柏鲁克语；Bernard Baruch: “If all you have is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在见解上心灵封闭，形成一个分化对立的世界。

·         关怀越界―走出自我关注，走出专业活动的藩篱，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走入人群中，深入人心里，才能针砭时尚，不断替出现僵化或异化的价值理念注入活水，并且坐言起行，透过文学、历史、艺术的创作来感染人心。以西方启蒙大师伏尔泰为例，尽管生活在一个审查制度十分严厉的时代，仍不顾自身安危，大力抨击教会的教条，为思想与言论自由而战。伏尔泰一生屡遭统治者的迫害—被流放、入狱，依然笔耕不辍—哲学、科学、戏剧、哲理小说、历史、诗歌，通过自己的笔投入火热的启蒙运动中，以不倦的斗争推动启蒙运动蓬勃的发展。

　　中国文明的过去，因为代代有人相互感召，如屈原写《离骚》、司马迁写《史记》、唐宋元诗人墨客写诗词曲赋，明朝人写小说，以及历代戏剧创作人和伶人的演绎等，其所创造的价值理念才能深入寻常百姓心里，实非帝王之力取得的功效。中华文明的未来，有待其教育的土壤能够继续孕育出薪火相传的通人，把对时代与对生命的感悟转化成价值的创造，一点一滴汇成大江大海，虽不能奢望有捷径，但却有东西方前人留下的足迹可以按图索骥。

五行思维特质分析

　　中国的五行观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现在将之运用于刻画人的思维特质，有助于把不同形态的人整合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强项发挥出来，同时认清那些人的思维形态与自己的相似、相生、或者互补，从而加强团队合作的共识，减少人与人之间因思维形态的不同而产生的误会。

　　有兴趣了解自己思维特质者，请点击此问卷，并且回答所有的问题，找出自己五行思维特质的概括。

　　目前的用户界面尚处于半自动状态，无法即时把分析结果显示出来，敬请原谅！

　　上“思考乐”的台湾全美伙伴们，请记得填上你的名字，我将在课后把分析结果告诉大家。

青春需要梦

　　一个老朋友带了今年年底将参加高中会考的儿子和我见了面。

　　这孩子叫捷礼，长得高头大马，但性格内向，见到我有点儿腼点，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每问一个问题，他都是惜字如金地回答。因为内向，小伙子比较独来独往，过去他从没烦恼过自己没有要好的朋友，可今年他却操心起这个问题来，他的妈妈因此而安排了这次的交流。

　　离会考还有颇长的十个月，可捷礼已经在新学年伊始就谢绝一起与考试无关的活动。每天早上５点多就起身温习好功课才上学；放学回家和周末假日都埋头在复习功课，连和家人一起外出都认为是浪费时间。对许多父母亲而言，孩子能够如此自动自发地读书，不知有多安慰。

　　捷礼告诉我，他的计划是以后念牙科。牙科要念得好，需要一双非常灵巧的手，于是我问他平时有什么爱好。他告诉我，他是羽毛球校队成员，学校为了夺取奖杯，对校队的运动代表，训练很严格。升中学之后五年多的羽毛球校队生涯，捷礼在潜移默化之下已经形成“把球练好就是为了比赛赢取冠军”的观念。每次训练完毕就回家，队员之间没有其他社交往来或康乐活动。

　　捷礼显然也用了同样的心态来看待学业－把书读好，就是为了能够考到好成绩，进入理想的科系。积极备考的过程有如马拉松比赛一样，捷礼一开始就拼命往前冲，没两下子就被苦闷感所笼罩，才会出现“没有好朋友”的苦恼。听了我的马拉松比喻，捷礼浅浅地笑了笑，还俯过身子认真地问了我一个问题：“没有好朋友是不是有问题？”

　　从自然生命发展的轨迹来看，青春岁月是个多梦的季节，因此才有“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的说法。如果没有过早遭受现实的扭曲，处于韶光年华的少男少女，情怀如诗，浑身上下散发自由探索的勃勃朝气，根本没有机会体验苦闷。遗憾的是，现实的教育把莘莘学子当成考试和比赛的工具，功能性的活着令许多青少年过早就情感失调，不敢去梦，头顶上吊着的一把成败之刀随时落下，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抑制自己多梦的冲动，因而产生苦闷的感受。如果有要好的朋友，多少能够冲淡这种苦闷感。

　　捷礼就是时代偏差下受牵连的“产品”。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还在混沌状态之中的他，面对升中的会考因为不懂得拼命，结果考试摔了一跤，初中一的时候多受了点磨练，因此一遇上重要的考试，就会紧张起来了，深怕再重演一次滑铁卢。

捷礼能够感受到苦闷，说明他还没有失去多梦的青春特征，符合自然生命的发展，问题只是不敢去梦。我继续问他，记忆中是否体验过一段过得充实开心的日子，可是他竟然回答不上来。因为他母亲曾告诉过我，去年捷礼和他的姐姐一起筹备全家人到韩国的自助旅行，于是我提醒他这段经历，问他在筹备行程的过程中是否有此感受，他恍然同意了。我解释给他听，他之所以感受充实快乐，因为生活中有所期盼，这就是梦，梦让心情炽热起来，人就会有动力。我建议捷礼不妨发发中、短期的梦，计划一些和家人一起外出的活动，以及自己课余的探索，来调剂苦闷的备考生涯；以后读大学，去参加一些纯粹兴趣的课外活动团体，让大学生涯添多点姿彩。

捷礼笑着连忙点头，眼神变得明亮有光彩。

生命不能因为找到可以停泊的港湾而停下

　　凯欣是我刚认识的朋友，与我分享了她17年婚姻带来的梦魇。

　　凯欣已过不惑之年的丈夫和远在异国的年轻美眉有了婚外情。今年年初她发现之后，犹如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丈夫的立场是要享齐人之福，要她接受，但凯欣不答应。凯欣开始的时候，隐瞒着自己的亲人，希望有朝一日，丈夫浪子回头之后能够若无其事地和娘家的人相处。丈夫也说会在一定的限期之内把问题解决。怎料到丈夫其实并没有诚意面对，只是想把她安抚好以后，自己继续维持现状。对比丈夫对自己的冷淡和丈夫对小三的情意绵绵、热情兴奋，凯欣煎熬了一段日子之后便崩溃了，还尝试过自杀。

　　这件事也因此被凯欣的亲人知道了。娘家的亲人认为凯欣的丈夫是很难回头的。基于男人都是这副德性，也基于经济的考量，亲人都劝她忍受。但凯欣告诉我，她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当初丈夫追求她的时候，她本来是拒绝的，觉得他幼稚，也认为自己脆弱和输不起。后来是因为丈夫的诚意才打动她的。婚后她放弃事业，一心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最后变成黄脸婆，17年的付出得回的竟然是丈夫的不忠，还亲耳听到丈夫将自己和他的小三比较，说人老珠黄的她根本无法和年轻娇滴滴的美眉比，这样的伤害实在太大了。丈夫现在对她的态度略有好转，也不想离婚；然而，她自己却犹豫着是否应该离婚，她时常会半夜醒来，控制不住而潸然泪流。

凯欣似乎有了忧郁症的征兆。我问她是否了解自己情绪失控的原由，她一时回答不了。于是我告诉她，她不自觉地不断拿自己和小三比较，因为双方的年纪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始终看不到自己如何能够胜过对方，因此而感到沮丧无力。

女性婚后放弃事业，生活的内容只有丈夫、孩子和柴米油盐的事情，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自信已逐渐失去，直到婚姻出现危机，才恍然发现自己竟然这么不堪一击，便很容易陷入焦虑与彷徨的状态之中。

关键不在于到底要不要相信男人，这样容易以偏概全，走向极端。大千世界本来就变化无常！生命不能因为找到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而停下自我提升的步伐，否则你自信的良田将会荒芜。

　　最后我告诉凯欣，焦点不在于该以多快的速度来离婚，应该从这段经历领悟到耕耘自信的重要性。看到凯欣一幅邋遢不修边幅的模样，我建议她先改变自己的形象；因为孩子大了，她也应该尝试建立自己的事业。至于婚姻危机的处理，主见会随着她自己的成长而清晰，然后走出一条自己作主的道路。

维持善政需要理想主义的土壤

　　重新检讨政治职务薪酬的报告不但吸引国人的眼球，国际人士对这个课题也深表关注，议论纷纷。

　　这只“圣牛”有机会获得屠宰，缘于去年大选出现的政治新常态。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有如一个向来很健康的人一样，突然之间心脏病爆发，活下来之后，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可以选择相信病痛已经远离，行事作风一切照旧，也可以选择按下“重新启动”键，以避免心脏病有机会二度爆发而错失抢救良机。

　　修改制定政治职务薪金的方程式，是执政党从善如流，自我调整的重要一步。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一步骤解决什么问题？

　　“政治领袖领高薪”是个无可争议的政治层面议题。但是，由非政治人物所组成的检讨委员会所能修订的，只能够是技术面的理据。因此，这个政治课题不会因为这份报告而消失；事实也显示，即使报告建议的薪金减幅颇大，有些人还是不满意，正是因为提案与问题所属的层次不同。

争议为何不断？

　　新加坡过去的成功，确实是靠高素质的政治领导力取得的。然而，无论现实上取得如何辉煌的成就，深具忧患意识的政治领袖一直努力不懈的，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上确保高素质领导力的出现是必然而非偶然的事件。

　　因此，新加坡人十八岁参加的‘Ａ’水准考试，全国的莘莘学子就一刀被区分成“未来精英”和普通人；取得政府奖学金者，尤其是总统奖学金，绝大多数都成为日后的行政精英或政治精英。我们也设计了独一无二的集选区制度，确保被看好的“精英”可以在最后一分钟空降到由强棒领导人率领的选区而稳操胜卷，成为日后的接班栋梁。高薪才能揽才，很自然就成为整套思考逻辑的一部分。

　　诚然，追求效率的心态笼罩着整个思考。我们将之诠释成新加坡小国寡民，没有条件浪费时间，也没有那么多人才可供选择。很多人都质问，考试精英等于将来的行政以及政治精英吗？老子《道德经》第十八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道出人性功利的一面。既然晋升成为社会顶端的游戏规则如此，怕输的新加坡人，能不尽量优化自己的机会，以期在这场游戏竞赛中胜出？这样会不会弄巧反拙，反而造成真正的人才浪费呢？

　　其次，发生在这个土壤的历史事实是：第一代政治领袖都被公认为卓越的人才，是他们令新加坡成功，但他们都没有领高薪。基于这个事实，主张“国家的繁荣昌盛需要杰出的政治领导力”，以及“唯有高薪才能揽才”是两个不同观点，需要区分开来的看法，大有人在。当这两个论点被绑在一起，成为“唯有高薪，才能揽才，国家才能保持繁荣昌盛”的论调，并且成为最基本的假设的时候，能不招徕质疑吗？

替“高薪揽才以维护国家继续繁荣”辩护的一个主张是，“现在不能够像以前那样要求政治领袖牺牲了，人要面对现实”，因而把焦点转移到技术面的议论上―怎样算才合理，才能保证有最好的人才来守住过往善政的果实。议论背后的价值意识，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参政是个人利弊的一项选择，可以估算每个选择背后的机会成本，包括从政而不从商的机会成本，以及国家如果用人不当的时候所涉及的机会成本等。如此处理，分歧永远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存在，而这个议题的政治效应也永远存在。

　　无可否认，社会确实变得越来越功利了，而一些政策，在制定上无意间影响民心，趋向现实。

　　当一个孩子十八岁的考试直接影响他将来是否能够成为国家精英的时候，作为爱子女，希望子女将来生活得更美好的父母，能不为刚出娘胎的孩子备战吗？最后胜出的一小撮人，享有比一般人多和快的晋升机会。经年累月之后，社会形成一种对官方说辞的“精英”情意结，爱用放大镜来看这些人的表现。所以近年一有奖学金得主行为不当、甚至触犯法律的事故，全都成为热门话题，惹来诸多非议。

　　当一个人一天24小时的生活空间，都和钱扯上关系的时候，多少人潜意识里能够不在乎自己财务上的得与失？在新加坡，什么时候搭德士、在那里搭德士，以及什么时候在哪条设有电子收费的公路上驾驶，都和自己荷包最终将省下多少钱有关。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凯瑟琳∙沃斯教授（Kathleen Vohs）针对金钱所产生的社会心理作了深入的研究。她发现人如果时时受到金钱的提示，会变得更加自我关注，不愿意帮助他人，比较好胜，也比较吝于捐助慈善。我们的日常行为，似乎印证沃斯教授的结论。

一直以来，坊间就有把PAP谑称为“付钱再付钱”（Pay And Pay）的说法；民间也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政府什么都跟我们算，我们为什么不能跟政府算清楚！”这又是一个解不开的情意结。

对政治职务薪酬依据的辩护，恰恰碰触到以上两种情意结，因此无法展开平情而理性的辩论。

将来的政治，如果真的如强势舆论认为的那样，因为没有优渥的薪金而吸引不到人才，和我们生活的土壤变得过于现实有关。

善政最需要什么来维持？

　　回顾我们的历史，如果没有深具理想主义情怀的开国元勋，就不会有新加坡的奇迹。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牢牢把握住这个令我们成功的根本要素，把它和其他现实条件在本与末上区分清楚，尽全力确保这个原本具有理想主义的土壤不会变质。新加坡的核心精神，从历史事实来看就是“创造奇迹”，如果没有深具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奇迹将如何继续创造？

　　去年3/11的日本大地震，日本人面临死亡的威胁，透过电子媒体让全世界看到人的典范―原来普普通通的人做得到舍身救人，做得到临危不乱和守望相助。更早之前，即2008年年底，当印度泰姬陵皇宫酒店（Taj Mahal Palace Hotel）遭受恐怖袭击的时候，各国媒体也竞相报道过有关酒店员工不顾自身安危，奋勇保护旅客安全的感人事迹。

　　前者是一个先进国家，后者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家企业，两启事件证明理想主义的精神，与经济条件，族群与文化没有必然的关系，是可以建设的。事实上很多人对理想主义都不抱积极乐观的看法。我想，这和深埋我们心中，因为自己生存空间小，资源匮乏而生起的生存焦虑有关。适当的忧患意识让人励精图治。然而，过度的焦虑会令人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出问题，把自己捆住，以为出路只有一条，有如“瓶中鹅”的禅宗公案一样。公案中的陆大夫自己想出一个难题，说有一只刚出世的鹅被放在瓶子里饲养，鹅越来越大，无法从瓶里出来，他请教南泉禅师，如何才能既不伤害鹅，也不损坏瓶子，让鹅能够出来。禅师大喝陆大夫一声，然后告诉他说鹅已经出来了。

　　政治薪金的议题，是“新加坡如何继续享有善政”的思考在制度层面上的一项建设努力，届时几十年。然而，稳定如果求之不得其法，可能变成负累。实际上，我们已经迈进了一个“蚂蚁可以撼大树”的年代。２０１０年年底，一个非常普通，年仅２６岁的突尼西亚青年人默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导致时任突尼西亚的政府倒台，一股反政府的风暴席卷阿拉伯世界，结果埃及前总统穆巴拉下台，也提前了叙利亚强人卡达非政权的崩溃。由布瓦吉吉而产生的蝴蝶效应，显示我们即使有一支强大高素质的治国团队，也不能排除将来不会因为一桩小事而带来巨大的蝴蝶效应，最后甚至动摇到执政的机会。

比较高明的维稳之道，我认为在于建设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公民社会，让多元的、具理想主义精神的人来分担各个领域的领导重任，包括政界、商界（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以及非营利性的组织等。真正的人才，因领域不同，能够让他受到感召的理想，性质也不一样，金钱不是人才动力因的讨论焦点。各领域之间也不一定存在直接的人才竞争，因为人人志向不同。

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人才都被执政的政党吸纳去了，以维持善政，形成“强政党、弱社会”的情形，反而削弱社会该有的强大、自组的反弹能力。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品牌形象，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作为千手观音，所以大小事都找你。当你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应该的；一旦出现任何差错，你必须扛下所有的责难，并为此付出代价。

　　柏拉图说过：“如果拒绝参与国家的治理，你的惩罚将会是被素质比你差的人所统治”。没有人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而比较根本的对应之道涉及：教育要重视提升学生对理想主义的认识与追求，以减少自我关注；社会要多表扬勇于实践理想的人；政策的制定要深刻考虑对社会心理产生的长远影响，不应该单向追求绩效；而传媒不应止于热衷报道每年富翁身价的排名。多管齐下，让各方的力量一起深耕善政所需要的理想主义土壤。

最后，政治的竞争难度已经提升。过去只要把经济建设做好，就是好的治国人才，就是善政。现在，在人心分化的时代，善政更需要把人心的对应与对治做好，才能凝聚人心。如此艰难的任务，没有强大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蕴，再高的薪酬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