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贤满腹委屈地告诉我她为人媳妇十八年的辛酸。
还没嫁之前，她已经知道大伯大嫂不孝，逃避照顾父母的责任，也因此许下承诺，要当个好媳妇，好好照料公婆。
本来在外头住的大伯一家，在惠贤嫁入之后搬回来住在一起，大伯一家只吃不煮，饭后也不愿意洗碗盘。半年后惠贤开始不平衡，向先生要求搬出去。由于担心开口要求搬出去会给人家批评为不孝，所以惠贤的先生不敢说，惠贤自己也唯有借上班来逃避，只煮晚上一餐。因为家中有两个灶，惠贤便和大伯要求分开伙食，公婆轮流在两家吃饭。惠贤还说，婆婆本来和她有说有笑，因为大伯说婆婆疼她多过于疼大伯，婆婆为了避嫌便不敢再对她有说有笑了，她自己也开始对婆婆冷漠起来。
惠贤最气婆婆偏心，不公正。公公婆婆有块农地本来是她这一户抽签抽到的，公公婆婆说好会补贴一百万给惠贤这一户盖房子，不料农地后来却给了大伯一家，大伯还多拿了五十万。她感到更气愤的是，有一次大姑送了她两包酱菜，婆婆竟然怪她独享，没有分一包给大伯，而这两包酱菜大姑都说明了是要给她的。惠贤含着眼泪说：“就算我多得一包，难道不可以吗？”
大伯的房子盖好之后就搬走了，公公婆婆到两家轮流住。没想到两个老人家刚过去大伯家不久，就被赶了出来，大嫂竟然把家里的电视机、饭锅、冰箱都锁起来。惠贤说她的公公婆婆会有这样的下场，早已在她的预料之中。被赶出来之后，公公婆婆通过三姑告诉惠贤，希望能住在她那里，然而惠贤虽然知道两个老人家难过，自己却放不开，只愿意让公公住，不愿意收容婆婆。两个老人家最后只好继续当人球，轮流到两个儿子的家住。
惠贤告诉丈夫，她只愿意做自己丈夫作为儿子所必需承担的那份责任，大伯的那份，如果丈夫愿意承担的话就必须自己做，她不能扛下大伯的那一份。她说，大伯两夫妻为了逃避责任，可以办离婚，然后同居在一起，如果作为正牌媳妇就必须完全承担起照料公婆的责任，那她也想和丈夫办离婚。丈夫因为要靠妻子来照顾自己的父母，也只好无奈的忍受。
去年，性格内向的公公在大伯家服农药自杀。公公在离开惠贤家之前，曾告诉惠贤的丈夫，万一他出了什么事，两兄弟要相亲相爱。公公到了大伯家也和大伯说了同样这番话。幸好发现得及，公公的命拣了回来。公公进出医院的大小事务，都是惠贤在料理，期间婆婆告诉她，有街坊邻居说他们夫妇俩不孝。惠贤很委屈地哭着说：“我做人做到给人家说我不孝”。公公出院后全由惠贤照料，惠贤也与公公有说有笑，她说婆婆看在眼里，眼角流露不屑的神情，于是她告诉丈夫，认为说他们俩人不孝的不是别人而是婆婆。
我问惠贤，她在出嫁之前已经知道大伯一家不孝，自己也承诺要做个好媳妇，是什么干扰了她，让她无法专注于实践自己的承诺？我也问她，她原初想做个好媳妇，有没有想要从中得到什么？惠贤解释说她是爱屋及乌，尽媳妇应该做的本分罢了，没有其它想法。于是我告诉惠贤，是她自己后来把原本纯粹的动机复杂化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她加入了被欣赏肯定的要求，而她与公婆相处的过程之中，她也曾获得家婆的疼惜，后来觉得失去了，还被冤枉，因此自我保护起来，和对方计较，埋没了原有的爱心。惠贤自我关注多了，因此感受不到自己深爱的丈夫处于左右为难之下的不好受。因为觉得自己有道理，所以在面对两个老人家被赶出来的时候，生不起同情之心，内心反而有“到最后你们就会知道谁好”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
我再问惠贤，她知不知道公公为何要自杀？难道他觉得自己活得太老了，所以想死？惠贤想了一下说，她可以体会到的是因为家里的不和谐导致公公想轻生。我于是补充说，这个家是她的公公生命的全部，现在家不像家，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都没有了，所以想以自己的解脱来表达内心的诉求，而他也亲口向两个儿子说了他的诉求，可惜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心思都停留在琐琐碎碎的计较之中。正常人一旦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都会生起惋惜之情，但你们因为自我关注太多了，甚至连至亲的人要自杀，你们的情感都没生起太大的反应了。
最后我问惠贤，因为不懂得分轻重，她把自己最重要的素质―有爱心，都给丢失了，变得唠唠叨叨和埋怨多多。我又问她，对比自己的母亲和家婆，她对何者的爱会深一些？惠贤回答说是妈妈。于是我说：“道理是同样的，家婆对自己儿子的爱也自然地会深过对媳妇，真实的情感如此，当中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对与错。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能允许家婆如此呢？”此外，惠贤和一般人一样，把家务的性质视为和在外工作一样，以工作量是否平均分担来衡量是否受到公平的对待，没有察觉这其实是套错了。前者基于亲情而后者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家务不是工作，有心的人自然要多做，如果光讲道理要求没有此心的人均分，只会增加冲突与自己的怨气，最后因为比较与计较的情意结而失去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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